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雜誌》）創刊，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文化運動是革命先驅們經過了從“科學救國”到“政體革命”再到“思想革命”的思想飛躍的結果。1840年鴉片戰爭後，人們認識到了中國科學的落後，產生了科學救國的思想；1894年甲午海戰的失敗，又使人們認識到先進的政體比先進的科學更重要，開始了政體革命；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失敗，特別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袁世凱篡奪的慘痛事實，終於使人們認識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到如不徹底掃除封建思想，政體改變後仍有複辟的可能。
新文化運動以“擁護德先生（民主）”、“擁護賽先生（科學）”和“打倒孔家店”為主要口號，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主要內容，以革新思想、促進中國社會現代化為目標，既批判孔教和封建倫理道德，又宣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介紹自由平等學說和個性解放思想，為1917年文學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進行了思想準備，是“五四”時期中國進步知識分子進行的一場前所未有的批判封建傳統的思想啟蒙運動。
新文化運動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兩個部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封建思想，而長期以來，封建文學已經成為了封建思想的重要載體，因此，要徹底地批判封建思想，就必須廢除封建文學。而要徹底廢除封建文學，就必須進行文學革命。因此，文學革命既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必然產物。
1917年，醞釀多年的文學革命終於爆發。1月和2月，《新青年》分別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標誌著文學革命正式開始。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點，它宣告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終結和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
文學革命首先是語言的革命，是文學形式的革命。文學革命以封建文學為對象，其首要任務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在文學創作中使用過時的書麵語言，提倡使用現實生活中的日常口語，建立文言合一（日常口語與書麵語言相統一）的文學體式，恢複白話在文學中的正宗地位。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針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文言文大多模仿古人，充滿陳詞濫調的弊病，認為文學改良當從“八事”入手。胡適的主張，立即得到了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等人的支持。1918年5月，《新青年》從4卷5期起，全部使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新創辦的《每周評論》、《新潮》等報刊也加入了提倡白話文的隊伍，進一步推動了白話文的普及。1920年，教育部頒發法令，自小學一二年級起，逐步改用白話文的“國文課本”。隨後，連最為保守持重的著名刊物《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都采用了白話文。從日常應用到文學創作，白話文完全取代了文言文，現代漢語得以形成並確立了主導地位。
文學革命也是一場文學觀念的革命。文學革命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要建立新的文學，就必須有新的觀念和目標。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以胡適的“八不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在文學革命的理論建設上，胡適和周作人都卓有建樹。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重在語言和形式的創造，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則重在思想觀念的革新。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對新文學的各種體式也進行了探討。胡適的《談新詩》、《論短篇小說》、《易卜生主義》，周作人的《日本近30年小說之發達》、《美文》，俞平伯的《白話詩的三大條件》、《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康白情的《新詩之我見》，劉半農的《詩與小說精神上的革新》等都名噪一時。其中《易卜生主義》則引發了一個小說和戲劇創作的“易卜生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