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變和廣州“四·一五”大屠殺，將魯迅以前形成的思路完全“轟毀”。於是，魯迅將全部精力投入了雜文創作，內容越來越廣，涉及婦女、兒童、青年、家庭、教育、心理、道德、風習、語言、文字、現實和曆史等；形式也越來越豐富，包括雜感、短論、隨筆、書信、序引題跋，以及墓誌碑銘等；數量更越寫越多，1927年以後的九年，比前9年多兩倍，而這後9年中，最後3年的數量又等於前6年，出版有10部雜文集。
《三閑集》（1932）除《序言》外，收1927～1929年間的雜文34篇，主要有《無聲的中國》、《“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文學的階級性》、《柔石作〈二月〉小引》、《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我和〈語絲〉的始終》等，多與革命文學論爭和反文化“圍剿”鬥爭有關，由於環境關係，大多較為隱晦。取名“三閑”，是因為成仿吾曾在《完成我們的革命文學》中指責魯迅“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有閑、有閑又有閑。
《二心集》（1932）也是反文化“圍剿”鬥爭的收獲。除《序言》外，收1930～1931年間的雜文37篇，主要有《“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上海文藝之一瞥》、《“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友邦驚詫”論》、《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等，另附《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文一篇。出版後不久即被國民黨政府查禁，後將刪餘的16篇改題為《拾零集》（1934）出版。取名“二心”，是因為早就有人說魯迅是“貳臣”，在讀了德國文學批評家梅林的論文後，又知道“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有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也有仿“三閑”並與之配對之意。
《南腔北調集》（1934）除《題記》外，收1932～1933年間的雜文51篇，主要有《論“第三種人”》、《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為了忘卻的記念》、《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論語一年”》、《小品文的危機》、《漫與》、《作文秘訣》等，取名“南腔北調集”，一是因為有人攻擊魯迅“很喜歡演說，隻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二是因為準備和將來的《五講三噓集》（後未編成）配對。
《偽自由書》（1933）除《前記》、《後記》外，收1933年1～5月間的雜感43篇，主要有《王道詩話》、《現代史》、《推背圖》、《中國人的生命圈》、《文章與題目》等，內容多為短小的時事評論。1936年11月，魯迅逝世後，上海聯華書局曾以《不三不四集》為名印行一版。取名“偽自由書”，是因為這些雜感多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而“《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
《準風月談》（1934）除《前記》、《後記》外，收1934年6～11月間的雜文64篇，主要有《夜頌》、《二醜藝術》、《登龍術拾遺》《看變戲法》、《青年與老子》等。取名“準風月談”，一是為了與“偽自由書”配對，二是因為1933年5月25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
《花邊文學》（1936）除《序言》外，收1934年1～11月間的雜文61篇，主要有《“京派”與“海派”》、《趨時與複古》、《罵殺與捧殺》等。取名“花邊文學”，是由於“和我在同一營壘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就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
《且介亭雜文》（1937）除《序言》、《附記》外，收1934年間的雜文36篇，1935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主要有《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拿來主義》、《門外文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國文壇上的鬼魅》等。取名“且介亭”是因為當時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屬於“越界築路”（即帝國主義越出租界範圍修築的馬路），即所謂的“半租界”。“且介”二字即取“租界”二字的各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