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問題“解決”之後，批判運動仍然不斷，知識分子的情緒普遍低落。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雙百”方針）。5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中對這一方針作了闡釋。“雙百”方針提出後，文藝界贏得了一個短暫的春天，在理論上和創作上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錢穀融的《論“文學是人學”》、巴人的《論人情》等提出了關於人性與人道主義的主張；徐誌摩、戴望舒、沈從文、廢名等老作家的作品選也列入了出版計劃，王蒙等年輕作家更創作出了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作品。
然而，1957年6月，中國作協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對丁玲、陳啟霞展開批判，又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在這場運動中，“雙百”方針被解釋為“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政治鬥爭手段，全國有55萬人被定為右派，丁玲、馮雪峰、艾青、秦兆陽、姚雪垠、吳祖光、穆旦、王蒙、劉賓雁、李國文、陸文夫、鍾惦斐等著名作家都在其列。
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再次調整文藝政策。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即“新僑會議”），根據會議精神，中共中央製定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即《文藝八條》）。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即“廣州會議”），同年8月，中國作協在大連召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即“大連會議”），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並沒能取得明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