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二十六史簡說》，這是一本推介“二十六史”的書，全是“抄”來的，沒有新史料，沒有新觀點。
我之所以要寫作這樣一本沒有新史料和學術價值的書，絕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想通過這本書引起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對中華曆史的興趣，從而“以史為鑒”，致力振興中華。
1990年，我曾約請諸多好友準備編寫一本《中國官論》，後因工作調動而作罷。1992年的一天，我去新華書店“看書”，意外地見到了一本大部頭的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六史精粹今譯》續編，並得知這“續編”之前，人民日報出版社還出版了《二十六史精粹今譯》上下冊共250萬字。我毫不猶豫地將這本“續編”買回。閱讀中我覺得這“續編”編選精當，注釋妥貼，於是我又托人買來了上下冊。在不長的時間裏，我粗略地翻閱了這套《二十六史精粹今譯》，受益匪淺；但同時我也感到某種不足，總覺得讀完這些節選注釋以後，對“二十六史”各史仍然缺乏整體的了解和把握。也就在閱讀這套叢書的同時，我讀到了由顧頡剛先生口述、何啟君先生整理的《中國史學入門》，這本書雖然文字不多，隻有十多萬字，但看完以後，對中國曆史特別是對中國古代史學卻有一個比較明晰的整體的了解。與此同時，我還較為認真地拜讀了陶懋炳老先生所著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略》這本專著，使我對我國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和博大精深的史學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當然，我也感到要讀懂這本專著必須具有較為深厚的古文根底。這樣，在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思考以後，我與有關同誌多次商討，是否可以編寫一本比較通俗的、一般讀者“看得懂、讀得完、買得起、用得著”的專門推介“二十六史”的專著。這個想法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認同。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有了這本《中華二十六史簡說》。
要從整體上把握中國的史學，進而把握中國的曆史，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為了使讀者對中華二十六史有一個清晰簡明的輪廓和印象，在該書中，我先簡單地回答了“何謂二十六史”的問題，之後又把中國的曆朝曆代以及曆朝曆代的官與官製也作了一個簡單的回顧和總結，其目的是想用曆史發展的線索來加深對二十六史的理解和記憶。這之後，對於中國史學或者說史書的基本情況及其基本體例進行歸納分析，為讀者深入了解每一部史書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以上這些內容，在《中華二十六史簡說》中占有一定的份量。
該書的主要內容，還是以曆史的先後為序，對二十六史逐一加以推介。推介二十六史基本上是一史一題，專門述說。但為了記憶方便也有兩史一題的。兩史一題的基本上是內容相近或屬同一人主撰的。凡一史一題的，都在前麵加了一個盡可能反映其特點的標題，如“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用95年寫成的《明史》”等即是。我想讀完這部分文字以後，讀者對二十六史的基本內容其中包括成書情況、著作者身世等都會有一個粗略的了解。這種了解對於我們這些不是“專門家”的人來說，用低標準來要求應該說是“差不多了”，“可以對付一陣子了”。果真如此，善莫大焉!
應該說明的是，該書的寫作，其資料來源主要是一些現存的著作。這些著作主要有：《中國史學入門》、《中國古代史學史略》、《學史入門》、《中國史學名著題解》、《中國曆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上下冊、《二十四史簡介》、《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50種、《二十六史精粹今譯》上下冊及續編、《中國文化史詞典》、《中國曆代人物辭典》、《中國史學散論》、《中國曆史文選》（上下冊）、《中國政治製度史》、《毛澤東讀史》等。這中間，我又覺得崔曙庭先生掌握的資料最多最齊全，所以我抄錄崔曙庭先生的文字最多。參閱或者抄錄這些著作的資料和一些觀點，對我來說，曾經產生過“抄襲”和“剽竊”之嫌的恐懼。但是，在寫作該書過程中，我也深切地感到，對於編寫史書來說完全不抄襲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史實是不能憑空想象的。在有考古新發現之前曆史上已經認同的一些史事也是不能擅自更改的。其實一部二十六史，說穿了全都是“抄襲”的結果，因為任何一部史書特別是官修史書的最初版本，都是從各朝的實錄、起居注、雜記、野史等一類原作抄襲編排而成。因此《中華二十六史簡說》一書也大量地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動”地使用了現存的一些著作中的資料和觀點特別是資料。
無論如何，這本書終究是我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翻閱、收集資料並進行編排，一個字一個字堆積而成，是我多年心血的積澱。由於我不是學史的，也不是從事史學研究工作的，因而書中錯訛、謬說肯定不少，我懇切地希望有勇氣閱讀這本不是史書的小冊子的老師、同誌和朋友，能看在“未來”的份上，多予包涵，多予賜教，多予批評。這種包涵、教誨和批評，興許能使我萌生某種新的動機……
文選德
1994年5月
於長沙寒舍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