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最初沒有固定的書名。這是因為司馬遷完成這部巨著以後，曾將書稿送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看後十分欽佩司馬遷所取得的成就，便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但這“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則是美稱。班固的《漢書·藝文誌》在著錄這部書時，寫了《太史公百三十篇》。與司馬遷同代或後代的一些學者在引用這部著作時，覺得《太史公百三十篇》這個書名太長太繁，常將其簡稱為“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也有簡稱為“太史公”、“太史記”。久而久之，大約在三國魏以後東漢末被簡稱為“史記”了。當然，把它稱為《史記》，劃入史書範圍，也許忽視了司馬遷本人著重於“繼《春秋》而作”，“述往事，思來者”，“成一家之言”，並寄托於未來的主張。
《史記》為司馬遷所著。司馬遷，生卒年代至今說法不一，生年作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卒年作公元前90年或作公元前86年，不論何年，都是大約之年。司馬遷字子長，生於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即今陝西韓城。自稱是從顓頊至夏商“世序天地”的重黎氏之後，至周代“世典周史”（《史記·太史公自序》），這個負有溝通天人職責的神聖家族，曆經春秋戰國而逐漸衰敗。漢初，司馬遷的曾祖無澤“為漢市長”，是個管理商賈的小官吏；祖父喜僅有“五大夫”之爵而無官位。其父司馬談，曾任太史令，職秩祿卑，“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漢書·司馬遷傳》內《報任安書》）。司馬遷少年隨父遷居茂陵即今陝西興平縣，“耕牧河山之陽”。十歲時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又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即公元前126年，司馬遷二十歲時，乘坐父親給他的馬車，即外出旅行，遊曆今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湖南、四川、雲南、甘肅等省，足跡遍布南北。所到之處，搜集舊聞傳說和名人事跡，考察民俗風情和名勝古跡，開拓了視野，豐富了知識。後司馬遷曾任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司馬遷回長安報命。這時武帝行封禪大典，其父司馬談被擯不能參與，留居洛陽，積鬱成病，等司馬遷趕到，已經病危。司馬談任太史令，不理民政，而專門掌管國家圖書檔案及天文曆算，直接為天子及朝廷奔走效命。任職期間，司馬談盡職盡責，曾向星象專家唐都學習天文知識，向淄川人楊何學習《易》，向黃生學習有關黃老學派的理論。他還注意廣泛收集文獻資料，對先秦學術流派及各派的學術特征也有體會和心得，著有《論六家要旨》；他編次史料舊文，學問淵博，原計劃寫一部通史。彌留之際，囑司馬遷“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史記·太史公自序》）。三年後，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得以飽覽皇家所藏國籍之幸。元封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馬遷與同僚們請改曆法，得到許可。在他主持下，製定了以正月為首的新曆即《太初曆》，也即後世通行的“夏曆”。同年，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
天漢二年即公元前99年，西漢名將李陵在與匈奴激戰以後敗降匈奴。司馬遷在朝廷上極力為李陵辯護，認為李陵敗降匈奴，是因為寡不敵眾，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加之平日敢於直言，見嫉權貴，便觸怒了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為李陵開脫罪責，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便將司馬遷投監獄治罪。由於“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報任安書》），終於在公元前98年遭受“腐刑”，“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報任安書》）整個身心遭受極大的淩辱和摧殘。
為了完成撰寫《史記》的任務，司馬遷終以驚人的毅力，忍受極大的痛苦和折磨頑強地活下來了。天漢五年即公元前96年，司馬遷出獄，做了中書令，忍受遭受腐刑的恥辱，憤發著述，前後經過約19年的努力，終於在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這部不朽巨著。《史記》一書，在漢宣帝時，由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公布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