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曆史的著名史書，共六十五卷，包括《魏書》又稱《魏誌》三十卷，《蜀書》又稱《蜀誌》十五卷，《吳書》又稱《吳誌》二十卷。記載上起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黃初元年即公元220年，下迄西晉滅吳之年，即吳末帝天紀四年即公元280年間，包括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六十年的曆史。《三國誌》上承《史記》、《漢書》、《東觀漢記》，采用紀傳體，但隻有紀、傳，而無表、誌。《三國誌》屬紀傳體的分國史，雖是一部斷代史，但魏、蜀、吳三國各自為書，可分可合，也是一種創造。魏、蜀、吳三書，原也是各自為書，到北宋雕板才合而為一，改稱《三國誌》。《三國誌》雖然比不上《史記》、《漢書》，也比不上《後漢書》，但較之其他各史，卻要勝一籌，因此後人把《三國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並列，合稱“前四史”，也算曆代史書中的上乘之作。《三國誌》脫稿後，頗受稱讚，時人謂“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相傳夏侯湛當時正作《魏書》，見到《三國誌》後自愧不如，便將自己的書稿毀掉，“壞己書而罷”。
《三國誌》不同於《三國演義》。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三國鼎立時代僅僅是曆史長河中一個短暫的割據時代，但這一段曆史給中國百姓留下的印象之深，卻超過了曆朝曆代。這一時代的諸多的曆史人物，如曹操、諸葛亮、劉備、關羽、張飛、周瑜等等，可以說流傳至今，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自宋元以來，各種涉及三國故事的小說、戲曲、曲藝之類，可以說不計其數，其中尤其以元末明初羅貫中的講史體小說《三國演義》在人民群眾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把文藝作品《三國演義》中的三國故事當作曆史真實，把史書《三國誌》和小說《三國演義》混為一談。這是十分錯誤的。應該說，《三國演義》與《三國誌》是有聯係的，《三國演義》中的描寫的許多重大事件主要出自《三國誌》和裴鬆之注，有一定的曆史依據。但《三國演義》又不同於《三國誌》，因為《三國演義》在主要依據《三國誌》之曆史的基礎上，虛構了許多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情節，如桃園三結義、過五關斬六將、草船借箭、借東風、三氣周瑜等。如果僅僅是通過《三國演義》來認識三國曆史，那隻能是真真假假，假多於真。因此，要了解三國的真實曆史，必須認真閱讀史書《三國誌》。
《三國誌》，為西晉陳壽撰著。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即今四川南充市人，生於蜀漢後主建興十一年即公元233年，死於晉惠帝元康七年即公元297年，終年65歲。
陳壽從小好學，曾拜著名史學家譙周為師。譙周學問淵博，著有《古史考》、《後漢記》等多種著作。在譙周的精心指導和影響下，陳壽刻苦攻讀《尚書》，以及《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春秋三傳，特別是用功研讀《史記》、《漢書》。紮實的學習，為他一生的史學事業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陳壽在蜀漢時曾作過東觀郎、秘書郎、黃門侍郎等官，由於不願趨附專權的宦官黃皓，曾多次遭到譴責貶黜。入晉以後，又因為不守封建禮義，生病時喚使侍婢調製藥丸，受到鄉裏貶議，好長一段時間沒能為官。後來由於著名學者張華的惜才為之辯護，陳壽才被舉薦為孝廉，再任著作郎，出補平陽侯相（相當於縣令），再任著作郎，轉治書侍禦史。後其繼母去世時，他遵照繼母遺囑將繼母安葬洛陽，而沒有將其送回家鄉與父親合葬，又遭譴責。幾年以後，才被重新起用為太子中庶子，但未上任，就病死在洛陽。陳壽一生為人正直，不趨從流俗，且仕途坎坷，為官不超過六品，與他同時的許多人都為他感到委屈。陳壽一生坎坷，屢遭貶謫，是當時世族內部傾軋的一種表現。在蜀漢是東州世族與益州世族的傾軋，在西晉是中原世族排擠蜀姓世族。當時江東世族陸機兄弟都遭到冤殺，可見中原世族排斥異族是十分厲害的。江東名門望族陸氏尚且如此，更何況益州世族，陳壽不可與陸氏並提，因而遭貶謫也就難免和屬於幸事了。
陳壽一生著作頗多，共有二百餘篇卷，主要是曆史著作。在寫作《三國誌》之前，他曾廣泛搜集巴蜀漢中地區從漢代以來的人物事跡，於晉初寫成《益都耆舊傳》十卷，材料極為豐富，是四川地方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受到後代的重視，顯示了陳壽的史學才能。陳壽在第一次任著作郎和任平陽侯相期間，受命收集整理諸葛亮的遺著和有關資料，並於晉武帝泰始十年編成《諸葛亮集》即《諸葛亮故事》，共二十四篇，還寫了一篇進書表，後來他把這篇表附錄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之後，表中對諸葛亮作了高度評價。
陳壽編寫《益都耆舊傳》和《諸葛亮傳》，為他寫《三國誌·蜀誌》打下了基礎。因為在《三國誌》成書之前，魏、吳兩國已先有史，公私皆有撰述。魏黃初（公元220年—226年）和太和（公元227年—232年）年間，“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令侍中韋誕、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複共撰定。”（《史通·正史》）“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吳史的編修於“吳大帝之季年，始令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記錄。至少帝（孫休）時，更敕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篪、瑩為首。”（《史通·正史》）“其後，曜獨終其業”。因此當時官修的史書就有魏秘書監王沈的《魏書》四十四卷，吳侍中韋昭的《吳書》五十五卷，私撰的有魏郎中魚豢的《魏略》三十八卷。這三種紀傳體的史書雖僅記一國之事，質量也差，但卻是陳壽撰寫《三國誌》所主要依據的史料。當時蜀國置史官與否，曆來爭訟未決，但大都認為蜀漢既沒有設置史官專修國史，也沒有私家撰寫的蜀史，與陳壽同仕於蜀、晉的王崇，雖是蜀人，還是陳壽的朋友，據說寫過一部《蜀書》，但陳壽不知其事，也不曾看到此書。《華陽國誌》說：“其書與陳壽頗不同。”正因為如此。蜀國的史料十分缺乏，全靠陳壽的收集，陳壽雖是蜀人，注意蜀的史事，但所掌握的史料，終究不如魏、吳官吏那樣豐富。因此，《蜀書》無論是質量和份量，都顯得單薄不足，僅及《魏書》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