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官修史書，應該說是功不可沒。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就有修撰遼史和金史的動議，“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元朝名臣實錄》卷12《內翰王文康公》）。
《遼史》和《金史》均為元代脫脫領銜主撰。《遼史》始撰於至正三年即公元1343年4月，次年三月即公元1344年3月成書，前後不足一年，比較完整地記載了遼朝二百五十三年即從公元907年到公元1125年的曆史。《金史》也是開始於至正三年即公元1343年4月，次年11月即成書，曆時一年又七個月，比較係統地記載了女真貴族在我國北方建立的金朝政權從公元1115年至公元1234年120年的曆史。《遼史》和《金史》都是體例完整的紀傳體史書。至正五年即公元1345年9月，《遼史》和《金史》分別在浙江和江西開版印製各一百部。
《遼史》在脫脫的主持下，由元朝曾預修英宗、顯宗實錄，拜監察禦史，曆河南、湖廣、江西、福建四省右丞，後入為翰林學士的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四人分工負責撰修。他們以遼朝耶律儼撰寫的《皇朝實錄》和金朝陳大任所撰《遼史》為基礎，參考《資治通鑒》、《契丹國誌》以及前朝正史的《契丹傳》，用11個月的時間就寫成《遼史》。
《遼史》共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紀三十卷，誌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國語解一卷。本紀記事起於唐鹹通十三年即公元872年耶律阿保機出生，到天祚帝保大五年即公元1125年宋、金夾攻遼朝天祚帝被金俘虜遼朝滅亡共253年史事。同年即保大五年，遼將耶律大石率眾西征，在中亞稱帝，建立西遼。建立西遼經過雖然在天祚帝紀中有簡敘，但西遼傳國七十多年，西遼這段曆史《遼史》未能記載。《遼史》本紀記載了遼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天祚皇帝等九朝史事。其中《太祖紀》記敘了契丹族的興起：在太祖耶律阿保機的祖父勻德實時，“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到其父親撒刺時，“始置鐵冶，教民鼓鑄”，“始興板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編”。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耶律阿保機在祖國北方疆土上建立以契丹貴族為主，聯合漢族等其他上層分子組成遼王朝政權以及東征西討的“武功”。《太祖紀》對耶律阿保機評論說：“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裏，曆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聖宗紀》8卷，《道宗紀》6卷，幾乎占了本紀的一半。《聖宗紀》對遼聖宗時遼朝與北宋戰事的勝敗得失，認為“其踐阼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卻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這裏高度評價了聖宗理政的功績。對於道宗，則認為開始時，能“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災恤患，粲然可觀”；而即位後期，則信讒黷武，驕奢淫侈，“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這些評說，是認真有特色的。
《遼史》的誌和表雖然記事簡略，但仍可見契丹族社會曆史發展的軌跡，以及遼王朝“號令法度，皆遵漢製的史事，是很有特色的。《營衛誌》為《遼史》獨創，分置“兵製”、“禦帳親軍”、“宮衛騎軍”、“大首領部族軍”、“眾部族軍”、“五京鄉丁”等綱目，記敘了遼朝以軍事為主，以軍事與畋漁相結合的社會組織形成，以及部族的分布。這種“營衛之設”，具有“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以畋漁為主”的特點。《兵衛誌》和《儀衛誌》是仿《新唐書》之誌而作，但在內容上都反映了鮮明的遼代社會的民族特點以及多民族融合的因素，以輿服、儀仗，就有國輿、漢輿，國服、漢服，國仗、渤海仗、漢仗等。《百官誌》則記敘了遼朝“官分南、北，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北麵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麵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官製特色。《地理誌》記敘了遼朝上京、東京、中京、南京、西京等五京道的建置，以及軍州和邊防城邑的設立。《禮誌》和《樂誌》一方麵寫出了契丹的“國俗之故”，另一方麵也反映了“漢儀為多”的情況。
《遼史》的表有八目，即《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族表》和《屬國表》。《世表》所記上起漢代之時，“冒頓為汗以兵襲東胡，滅亡。餘眾得鮮卑山，因號鮮卑”，下至唐末耶律阿保機“建旗鼓”，“盡有契丹國”，恰好與本紀相銜接。《世表》記事很簡單，但追敘了阿保機以前契丹由來的千多年曆史，還是很有意義的，特別是《太祖紀》後論還說“遼之先，出於炎帝”，《世表》序說：“遼本炎帝之後”，則把遼的曆史溯源至炎帝了，雖有傳說成分，但可表明自唐至遼和元，我國在民族曆史認同上的發展趨勢，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由於遼遠戚肖氏勢力顯赫，遼“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公主多見紀、傳間”，所以《遼史》有《外戚表》和《公主表》，這也反映了耶律氏同肖氏之間的政治與血緣關係。《部族表》和《屬國表》反映了遼代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和當時各個割據政權之間的頻繁交往，也有關於日本、高麗使臣赴遼的記載，是所有表中份量最重的。《遼史》的《遊幸表》、《部族表》前史均無。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說：“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遼史》之表，確實彌補了其紀傳記載的許多不足，從而使“一代之事跡亦略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