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充
印尼的華文作家很少，寫小說的更是寥寥無幾，今天筆者有幸見到小小說作家——曉星。筆者之前了解到，曉星從1975年開始寫作投稿到現在已經有三十五年了，早年在新加坡時有很多文章出現在有名的報刊雜誌上，後來也在中國的台灣、香港、澳門、北京、福建，馬來西亞，泰國以及印尼發表過很多文章，前前後後一共出版了六本小小說集（最新的一本《最後三秒》出版於2010年7月）。曉星的作品貼近生活，把脈社會，以小見大，立意新奇，結構嚴謹，讀完感覺餘韻嫋嫋。曉星除常年寫作小說外，還每日在《國際日報》等報刊上發表評論、翻譯新聞，筆耕不輟，當記者今天看到瘦骨嶙峋、弱不禁風的曉星時，筆者都不敢想象他就是著名的小小說作家，他那瘦弱的身體如何經得起常年伏案奮筆疾書？！
當筆者問及曉星常年寫作的出發點時，曉星說：每個人寫作的出發點都有不同，很多人寫書是為了出風頭，但我寫書一不為名，二不為利。中文還沒解放時，我不敢在印尼發表文章，我就托朋友捎到新加坡寒川那裏，讓他幫我發表，那時候華人受了很多苦，但是在印尼沒人敢說，國外又不知道，我就用小說的形式讓外邊的人知道印尼社會，知道印尼華人在黑暗時期的處境與所受的苦難。
當記者問他寫作三十多年，有什麼寫作經驗時，他說：
“我覺得寫作重要的是要深入生活，要有生活經驗；還要多讀多看，開闊視野，開放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有靈感，要有一閃而過的思緒，還要能夠抓住靈感；要筆隨心動，很多人寫作之前都會先打腹稿，然後寫著寫著發現跑題了，我想先不要打腹稿，隨著意念寫，這樣會比較輕鬆，因為寫作本來就是一件快樂的事，不必搞得太痛苦，太痛苦就不要寫了。”
筆者有幸讀到了曉星的幾本小說，筆者看到很多都是很小的生活瑣事，但是在他的筆下都顯得那麼生動活潑，意境深遠，因此我就想到：這和他的經曆有關嗎？他說：“這和我的經曆都是有關的，很多都是我經曆過的事，也有的是聽朋友講的。可能我的記憶力比較好，很多事情都能記住，有時候忽然一股靈感上來，我就有抑製不住的衝動要寫，回去之後經過潤色就寫成小小說，現在也成了我生活中的樂趣了。”
記者問及他對現在印尼的中文寫手有什麼看法時，他說：“現在在印尼，中文文章的寫手很少，接班人更少。能接班的就是一些培訓學校的學生，他們一般是為了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而寫的，很被動；他們補習班上完，回到家裏就不寫了。引發學生用中文寫作的興趣，我認為這一點是最難的。”
當記者問到文藝工作者要負什麼樣的社會責任時，他說：“寫作要與世界接軌，跟上時代的步伐。一個國家要強大，在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麵都要強大，文藝就屬於軟實力，我認為文藝工作者要高瞻遠矚，透過事物的現象看本質，分析社會複雜的事件，看到對社會有利的，感人的，能夠啟發人們向上向善的，我們要讚揚；看到社會的弊病，就要通過文學的手法來啟示人們、警示人們，通過潛移默化的文化影響，來慢慢改進社會。”
記者前幾日剛訪問完印尼蘇北省的幾所中文學校，因此筆者問及了他對蘇北中文教育的看法。他說：現在蘇北省的中文教育可以說得上是蓬勃發展，但是也有很多問題存在，比如專業性質的很少，僅有的有條件的學校如“崇文華文學苑”、“亞洲國際友好學院”、“火水山新苗三語中小學”等，也是聘用中國教師，依賴性很強。其他的培訓班一類的倒是很多，一般的培訓班沒有能力招聘中國老師，隻好用本地老師，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中文中斷，有些本地的中文教師們思想僵化，不懂漢語新詞，跟不上中國的漢語發展，再加上程度不深，發音不清，用詞不準；學生參差不齊，流動性大，連續性不強；教材不統一；教學條件差等等，狀況著實令人焦慮。還有，環境也很重要，有些父母在家裏教孩子說中文，很多孩子僅僅是會說，孩子出了門就又不說中文了，平時孩子們也很少有看中文讀物，因為在學校的學習還遠遠不夠，多讀課外讀物才能真正提高孩子們的漢語能力。談到這裏，曉星深沉地說：“要想發展到五六十年前的水平很難。
但是我看到很多華人、華社為了中文教育奔波勞累，捐款捐物，建立學校，很多人在積極努力學習漢語，我也看到了印尼中文的希望。”
短短的一個小時過去了，但是筆者卻深深地被曉星豐富的學識和睿智的談吐所折服，希望他可以在文學的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