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三國時代之成因
東漢外戚宦官之禍亂，由來已久，及至桓、靈二帝而尤甚。故致政治紊亂，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史不勝書。及至黃巾一起，天下響應，朝廷雖然能旋即平定大亂，但由於政治已極敗壞，社會已盡凋殘，東漢之崩潰，已入於不可挽救之境地。故自董卓而後，朝野上下，惟權力是尚，上焉者挾天子以令諸侯，次焉者割境自雄。當時有識之士如信都令閻忠勸皇甫嵩有“推亡漢於已墜”之言，政略家魯肅導孫權有“漢室不可複興”之語；曾為西園八校尉之一淳於璦，乃漢青年將校之選，亦作“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之歎。劉表已為宗室，名列時賢八駿，竟有“郊天”，“合樂而庭作之”之僭，劉璋據益州亦有“險圖共計”之謀。於是，初則州郡割據，繼則強淩弱，眾暴寡，互相兼並，最後僅存曹操、孫權、劉備三雄，因此三國之時代出焉。
第二節 三國時代概貌
所謂“三國”者，即魏、蜀、吳三分東漢州郡，各自稱王稱帝之一段時間而言。其時間，起自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於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為90年。此90年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各約為30年。第一個“30年代”為三國時代之醞釀，締造及完成期；第二個“30年代”為三國稱王、稱帝及鼎峙期；第三個“30年代”則為三國衰敗，滅亡及結束期。曆史由東漢演變為三國鼎峙，再由三國鼎峙而演變為一統之晉，其間政權遞嬗，形勢演變，皆視群雄之實力消長而定。而實力消長，則決定於戰爭；戰爭之勝敗，又取決於政治、經濟、軍事等準備與運用之人謀；謀之臧者勝，謀臧而尤及於遠者大者，則握全勝之權，而收其功。
三國人才極盛，謀既臧又能及於遠大者曹操、諸葛亮，皆其尤者也。
東漢自靈帝中平6年（公元189年）董卓造亂以來，各州郡以與兵討逆為由，截留朝廷租稅賦貢，以給軍用。及董卓挾獻帝遷都長安，閉關自守，遂形成群雄割據之局。當時東方以袁紹為首之群雄，乃有議立大司馬兼幽州牧劉虞為帝，藉為黨同伐異之政治號召；及帝虞不成，遂逕行割據自封，州郡從此各自為政。其中野心最大得機最先者惟袁紹，繼起而直追之者為曹操。
袁紹藉其先人四世三公之餘蔭，起兵以來，袁氏之門生故吏蜂起雲湧，故得機先割據物產豐饒之冀州……從而擴充軍隊，收攬豪強，留心治化，肅清盜匪，以攻取並州、青州、幽州。東漢13州天下，紹有其四。其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麵，悉淩駕其他諸雄而上之。政略戰略與曹操相埒，惟於其個人之戰略修養上，不及曹操。故於漢獻帝建安5年（公元100年）10月，竟為兵微將寡之曹操擊破之於官渡。孫策乘此時機開辟江東。
此為三國時代第一個“30年代”中，最初“10年”三國時代之“醞釀時期”。
曹操雄才大略，用兵作戰，仿佛孫、吳。於得失兗州諸戰役中，備嚐創業艱苦。因而深知忍小謀大，堅苦自勵……屯田以求足食，精練以求足兵，挾天子以要民信，故得北破袁紹，東定徐揚，西略三輔，南下荊州。於建安13年（公元208年）9年，曹操已取得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縣）戰略要地時，本有複天下於一統之勢，但由於驕滿遂使功敗垂成；並失益州之內附，遂使孫權王吳之基業益固，劉備亦得以創其荊蜀之基業，於是鼎足相峙之雛形成。是為三國時代第一個“30年”代中，第二個“10年”之三國時代“締造時期”……事詳於本卷赤壁之戰章。
劉備乃幽州涿郡涿縣一織席販履之平民，遭黃巾之亂，糾眾起兵，旋乘世亂，轉戰於幽、青兩州，皆依人作嫁而已。及因時勢而得徐州，但由於缺乏謀士輔佐，旋得旋失終無所歸，而走依荊州劉表。赤壁戰後，曹操勢力北退，劉備因諸葛亮輔佐，依其隆中之策，得跨有荊、益二州。旋關羽敗死荊州，三方勢力各有消長。是自建安16年（公元21年）正月，曹操以其子曹丕為五會中郎將領副丞相之時起，至建安25年（公元2205年）正月，曹操死於洛陽時止……其間“10年”，為三國時代“完成時期”，此為三國時代第一個“30年代”也。此30年代由群雄割據，而互相攻並，結果並成魏、蜀、吳三大勢力之鼎峙，以及遼東、西涼、交趾三隅之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