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喪無禮
三國魏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258年的一天，在晉文王司馬昭的府邸，正有一場大型的宴會。到會的客人中，有兩個不得不提，一個是當時的司隸校尉何曾，另一個就是當時任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的阮籍。宴會上，何曾一開始看見阮籍，氣就不打一處來。為什麼呢？因為阮籍的母親剛剛去世不久，按照儒家喪禮，他應該守孝三年（一般25個月），根本就不該在觥籌交錯的宴會上出現。
為什麼何曾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呢？第一，何曾所任的司隸校尉一職本來就是監察官，京城所有官員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工作範圍之內。他看阮籍不順眼，其實也是職責所在，本能反應。第二，何曾本人是一個以禮法自居的人，當時被稱作“禮法之士”，也就是“道德先生”。據說他年老之後，每次與老伴兒見麵，都要端正衣冠，相待如賓。更好笑的是，每年他還會和妻子搞幾次參拜之禮，自己一本正經地向南而坐，讓老伴北麵對著自己，拜兩拜，再敬酒，兩人酬酢一番後，禮儀結束。可見此人是個多麼迂腐刻板的家夥！
估計阮籍也看到何曾那陰雲密布的臉了，但他假裝沒看見。一開宴，他就大吃大喝，旁若無人。這下何曾更受不了了。因為按照喪禮，孝子服喪期間是不能飲酒吃肉的，阮籍這麼做顯然是沒把孝道放在眼裏，或者說，是沒把何曾這個“風化警察”、“禮法楷模”放在眼裏。於是何曾就氣呼呼地對司馬昭說：“眼下明公您正在以孝治天下，而阮籍卻在母喪期間出席您的宴會，而且喝酒吃肉，如此居喪無禮，應該處以流刑，把他流放到偏遠的地方，以正風俗，以弘名教！”
從維護綱常禮教的角度看，何曾說的也沒錯。漢代以來，統治者無不標舉“以孝治天下”，不孝之罪，在當時重則殺頭，輕則流放，都有先例可循。當時在座的賓客想必都為阮籍捏著一把汗。司馬昭看了阮籍一眼，對何曾說：“嗣宗因為喪母之痛已經不像個人樣兒了，你不能為其分憂倒也罷了，為什麼還這樣說呢？況且，人在服喪時因為有疾病而飲酒食肉，本來也是符合喪禮的！”
司馬昭說阮籍有疾病，並非空穴來風。阮籍到底生了什麼病呢？有兩種可能。第一，就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阮籍很可能是服用五石散的，而我們知道，吃了五石散必須要飲熱酒，多吃冷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服藥之人當然就可以視為有病之人。有病之人居喪期間飲酒食肉是符合禮教規定的，因為儒家喪禮不讚成“滅性之孝”，滅性就是把自己弄得要死要活，你如果因為悲痛，竟然把自己給“消滅”了，那是一種更大的不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嘛！這是一種合理的推測，但並無文獻證據。
第二，就是在母親去世這件事上，阮籍雖然無視禮法，但事實上是痛苦之極的，他得的是“廢頓”之病，廢頓就是因為過度悲痛，身體垮掉了，以至於僵臥不起。阮籍三歲就失去父親，母親守寡、含辛茹苦把他撫養成人，母子情深，自不待言。有記載說：阮籍母親將要死去的時候，他還在和人下圍棋，對方知道這情況後，要求停止下棋，阮籍不肯，非要下完不可。這似乎是有些鐵石心腸，但他下完棋後又飲酒三鬥，放聲號哭，吐了好幾升血，精神萎頓了好久。
還有一個記載說：阮籍的母親將要安葬的時候，阮籍竟然蒸了一頭小豬，就著豬肉喝起酒來，而喝酒吃肉都是違禮的行為。這次阮籍隻喝了二鬥，就去和母親的遺體做最後訣別，那一刻，阮籍萬念俱灰，嘴裏隻說了一聲“完了！”就嚎啕大哭，剛號了一聲，又吐出幾口鮮血來，再次癱倒在地。這都說明母親的死讓阮籍悲痛欲絕。
司馬昭說阮籍有病，大概因為他知道阮籍在母親的喪禮中，曾兩次吐血，死去活來。
居喪無禮的阮籍到底是不是個孝子呢？要我說，阮籍不僅是個大孝子，而且是個不可多得的性情中人。在阮籍看來，親情乃是人倫至情，本乎自然，根本不須繁文縟節來證明，居喪無禮，不等於不孝，反過來說，禮數周到，麵麵俱到，也未必就是真孝。阮籍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亂世，禮義廉恥早被當權者拋在腦後了，而他們卻在宣揚什麼禮法名教，不過是為了瞞天過海，欺世盜名。慧眼卓識的阮籍看透了這一點。既然禮已崩，樂已壞，我何必要做那幫竊國大盜的應聲蟲呢？
所以，酒對於阮籍來說，隻是一個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是全身遠禍、保全性命的工具，也是反抗禮教、張揚自我的工具。
禮豈為我輩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