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計跟李膺辦過的兩個案子有關。第一個案子是在李膺任河南尹（河南郡的太守）的時候。當時有個叫張成的方士，善於占卜預測，不少事都被他未卜先知了，所以有些名氣。但他沒把這個本事用在正道上。
這一年，他預測出不久天子就要大赦天下，按說這不是個壞事，可是張成是個心術不正的小人，而小人有個特點，就是他總是利用一切好的時機幹壞事。張成幹了什麼事呢？他竟然慫恿他的兒子殺人！估計殺的是仇人。
他以為這時候殺人沒關係，反正將來可以被赦免。但是他有一個環節沒算準，就是他忘記了當時的太守不是別人，而是李膺。而李膺是個眼裏揉不進沙子的人，撞到李膺的槍口上豈不是自討苦吃？事發之後，李膺立馬將他兒子抓捕歸案。過了不久，天子竟然下詔大赦天下，按照詔令，就是殺人犯也得赦免啊。這時張成心裏估計是“沒事偷著樂”，等著看李膺的笑話呢。可是讓張成想不到的是，李膺是個大義麵前，連皇帝的賬都不買的執法如山的清官，他絕不願姑息養奸，於是不顧皇帝的赦令，堅持將張成的兒子處死。張成偷雞不成蝕把米，對李膺是恨之入骨。
這說明像李膺這樣的清議名士有個特點，就是嫉惡如仇、雷厲風行。因為他們都認為：治亂世要用重刑。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李膺任司隸校尉的時候。當時野王縣的縣令名叫張朔，是當朝皇帝漢桓帝所寵信的宦官、“十常侍”之首張讓的弟弟，這個張朔仗著他哥哥的權勢，貪暴殘忍，無惡不作。有一次，他竟然無緣無故殺了一位孕婦，以此取樂。那些把別人不當人的人，其實自己早已是非人。東漢時期，皇族也好，外戚也好，宦官也好，貪官汙吏也好，他們中間到處都是這種披著人皮、不幹人事的“非人”。事發後，張朔畏罪潛逃，逃到哪兒呢？不用猜也知道，逃到了京城他哥哥張讓的家裏，藏在合柱之中（由幾根木料圍成的空心之柱）。李膺這時剛剛走馬上任，擔任司隸校尉不過十天，得到消息後，他毫不猶豫，親自帶兵徑自闖入張宅，打破合柱，將張朔緝捕歸案。經過審訊，證據確鑿，李膺立即下令，處死張朔。為什麼要“斬立決”？
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原因很簡單。因為張朔的後台張讓是皇帝身邊的紅人，此時不殺，以後也就殺不成了。李膺的當機立斷，先斬後奏，體現的既有大勇，也有大智。後來張讓告到漢桓帝那裏，皇帝興師問罪，李膺一番慷慨陳詞，終於化險為夷。由此可見，李膺對待喪盡天良的宦官集團，有一個很鮮明的態度，就是以暴製暴，除惡務盡！
從此以後，李膺簡直成了那些奸邪宦官的天敵和克星了。在他的轄區之內，大小宦官不得不夾起尾巴，走路都不敢伸直腰板，說話也不敢粗聲大氣，連假日裏也不敢出宮門玩耍了。漢桓帝感到奇怪，宦官們就叩頭如搗蒜地向他哭訴說：“畏李校尉。”——我們都被李校尉搞怕了！
我猜想，十歲的小孔融之所以對李膺那麼崇拜，可能就是因為他聽說過李膺的一些事跡，特別是這兩件大快人心的案子。要知道，十來歲的小男孩最崇拜的就是英雄，在孔融眼裏，李膺就是這樣一個除暴安良的英雄。
還有一層可能不太為人所注意。聯係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政治形勢，可以說，十歲的孔融和五十多歲的李膺的這次會見，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見，這次會見冥冥之中完成了清議名士的一次新老交替——漢末清議之風的領袖李膺，把清議運動的接力棒，傳到了後生可畏的孔融手裏。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這次會麵的六年之後，李膺就被宦官集團殺害了，而與此同時，年僅16歲的孔融卻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奠定了日後他在政壇、學界和士林中的地位。
黨錮之禍
先說李膺是怎麼死的。
事實上，李膺一直都活在屠刀邊緣。因為他的對手宦官集團是一群窮凶極惡的變態殺人狂，當這幫變態殺人狂和國家暴力機器一起開動的時候，手無寸鐵的讀書人麵臨的當然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平心而論，這些清議名士都是大漢朝廷的忠臣，他們隻是不能容忍宦官專權這隻國家軀體上的毒瘤越長越大，他們想幹的不過就是給漢王朝做一次“根除性手術”，將宦官這隻毒瘤連根切除，讓它不再做惡，不再害人，不再禍國殃民。如果把大漢王朝看作一個晚期癌症患者的話，那麼，宦官集團就是日益肆虐的毒瘤，這些憂國憂民的清議名士就是手術刀，或者就是抵抗癌細胞的白血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