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儀禮，就是使人的感情秩序化，可定義為向他者展現的一種可視的行為方式（performance）。眾所周知，“禮”（禮）字中的“示”指神，“豊”指酒（あまざけ）或者玉器，所謂“禮”，原本的意思是祭祀神靈的儀式。《說文解字》所雲“禮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傳達了該詞的原意。但是後來“禮”這一詞語不僅指稱祭祀儀式，更包含人們各種行動方式的涵義。
現在，在文化人類學當中，儀禮往往指在非日常的空間及時間所舉行的儀式。這可以說專指作為ceremony的儀式，而中國的儀禮則遠比這一涵義的範圍廣，除ceremony之外，還廣泛地包含諸如社會製度、規範（norm）、習慣、成規、行為舉止、禮節動作等方式。中國儀禮常被譯作ritual，這無疑比譯為ceremony更為貼切，但從包含禮節動作亦即manner這點來看，它其實比ritual所指更廣。ceremony是狹義的儀禮，與此相對，包含ceremony，ritual，norm，manner在內的才叫中國的儀禮。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1988年）的“儀禮”條從文化人類學的立場出發，認為“儀禮這種行為方式是在非日常的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但這是從作為ceremony的儀式出發的定義，而由此作為中國儀禮的說明則是不恰當的。
正如《禮記·曲禮篇》所述，儀禮深入日常生活中，這是儒教儀禮的一大特征。如下所述：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
這些都是非常貼近生活場合的禮。《論語·顏淵》所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表明儀禮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禮記·中庸》所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無疑說明滲透於社會生活中之大大小小的儀禮的存在。
儀禮如此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這在佛教和道教中是看不到的。當然，在規範生活方麵，佛教有戒律，道教有誡（戒）。但是，這些都是作為一種禁忌條目（taboo）嚴格束縛生活的規定，與紮根於日常生活的儒教儀禮相去甚遠。破戒或破誡要入地獄，但這種想法在儒教中是沒有的。佛教的戒律和道教的誡是出世間的，與此相反，儒教的禮則是入世間的。
儒教儀禮的另一特征是，認為儀禮可使人文雅。《禮記·坊記》雲：“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孟子·離婁上》：“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仁和義）是也”，其中所說“節文”是就節目而加以文飾之意。儀禮就是要避免野蠻粗魯的行為，表現出文雅高尚的行為方式。《論語·雍也》所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主張人必須同時兼備“質”和“文”。作為理想人格的“君子”，既要具備內在的德，又必須掌握外在的文雅之禮，這是儒教的思想。
進而，由對儀禮是文雅之形式的理解，產生了儀禮才是象征文明（civilization）的主張。明代丘濬《文公家禮儀節·序》開頭有雲：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有其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
這是說，由於在日常生活中履行儀禮，故使中國與夷狄、人類與禽獸得以區別。儀禮之有無成為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準。
儀禮象征文明這一思想，也曾遠播東亞地區。現在，殘存於首爾南大門的正式名稱是“崇禮門”，衝繩首裏城的正門則有“守禮之邦”的橫匾，都象征性地說明了這一點。首爾南大門被稱為“崇禮門”是基於一種五行思想，亦即將四方與仁義禮智相配，在此場合，南方則剛好與禮相配。這些名稱最終成為朝鮮王朝或琉球國對國內外的一種宣言，宣稱它們並非野蠻之“夷狄”，而是具有“禮”即文明的先進國家。可見，在以中國為文化中心的東亞地區，儒教儀禮成了國家的文化地位的一種象征。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儀禮明確表示了每個人的階級及其作用，加強和鞏固了統治階級的統治，因此不過是作為統治的一種工具而已。但是應看到，儀禮有不為統治-被統治這一政治範疇所涵蓋的重要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