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禮》對每個家庭而言，是必要的儀禮，也就是“冠婚喪祭”儀禮的指南書。如上所述，除《儀禮》外，《家禮》還受到北宋司馬光《書儀》的影響。其間的關係如下所述。
其實，隋朝王通《文中子·禮學篇》是把家族的重要儀禮歸納為“冠婚喪祭”四禮的早期例子，並非自古有之。北宋程頤有雲“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232。校者按：後麵的數字為條目數，下同。）此語被收入《近思錄》卷九，一般認為這對司馬光《書儀》和朱熹《家禮》的構思均有所啟發。
另外，在朱熹，其對包含國家儀禮在內的儒教儀禮之全體的整理，在其網羅收集三禮文獻及其他記述的《儀禮經傳通解》中得以體現。上山春平（1976），（1982）。另有《和刻本儀禮經傳通解》第3輯（汲古書院，1980年）卷末戶川芳郎《解題》。這部《儀禮經傳通解》對儀禮的綜合性研究為後來清朝考證學者所繼承，並發展為徐乾學《讀禮通考》、江永《禮書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等大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