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上看，陳亮攘夷複土的號召植根於地理環境蘊含各種“氣”的傳統觀念。傳統中國人，不論是科學家、哲學家還是風水先生，都運用“氣”的概念來探討物質世界的組成和功能以及精神能量。因之，他們認為特定時間內的特定存在物的總體特征源於“氣”的不同構造。中醫把人體解釋成“氣”流動的係統；與之類似，風水先生根據地貌分析出吉祥的墳墓地點。人和物都是相同自然進程的一部分。環境性製約——一個時間與空間因素的矩陣——促進了文化-精神力量以及生物活動的形成。正確理解“氣”周流世界的方式，使得人們去選擇墓地，防止死者的“氣”分散，並將這種“氣”和死者的財富一起重新賦予後代。Pollard 在第65頁評論：Herder的美學在重視“氣”的方麵有很多相同之處。該種觀點與我討論陳亮思想與Herder創立的浪漫性的民族主義的相似性不謀而合。例如，陳亮盡管由於經濟條件將其父埋在一個不祥的地方，後來還是出於精神上的焦慮把他移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陳亮運用“氣”的概念來解釋中國和外邦的文化演變以及他們在曆史上的互相影響。陳亮認為，中國的中原地區擁有宇宙中最核心、最合理的“天地正氣”；並且，占有天下中心之地，華夏曾經抓住了“元氣”的優勢，創造了一種卓越的文化。南宋偏安於天下之隅地（如浙江、四川等地），擁有次等的“氣”；而遊牧區域的蠻夷，離中原核心更加偏遠，隻有低等的“邪氣”；另外，陳亮認為女真對中國北方的征服，是對中原正統的“元氣”的玷汙和邪惡封存。南宋朝廷，盡管堅持其懸於一線的合法性，也因寓於偏方而岌岌可危。宋廷必須重新收複中國文明和“元氣”的中原之地，這種曆史中心曾經成就了中國人和文化的特性。陳亮有一篇勸說君王開戰的標誌性章奏，在其開篇他就生動地表達了“氣”的主題：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誌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
除了這些空間上的考慮，陳亮認為短時段的因素也包含在環境性的能量之中；這樣一來，陳亮對曆史脈絡的認識增強了他對外夷入侵“中國”的反感。在一篇根據《春秋》討論如何應對外敵的文章中，陳亮說明了曆史脈絡是如何強化“常道”的，盡管其中多少有點自相矛盾。這種標準“常道”，事實上就是籠統的禁止與蠻夷交通。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演化，具體規定和實際執行在不同的時代都有所不同。由時間和曆史帶來的轉變，使得“常道”不可能以一種簡單、不變的方式施行；然而，為後來的王朝所采取的權宜之策也不可能被認可。如此堅持“常道”的根本原因是每個人種和每個時代都有一種特定的、與此人種及此時代相關的個性。而且，相對的不同已經產生了本質的、絕對的不同。蠻族有其自身的“道”；“中國”的是與之不同的道。得益於其所處的世界中心的空間位置，“中國”已經曆史性地創造發展出了一種優越的文明；但是，如果想要維持這種文明，“中國”就不能向蠻族開放，也不能與蠻族通婚。
陳亮寫這篇文章是為了答複一位提問者而作的，提問者主張以“略其事而取其心”的態度來評判華夷之交。提問者說，“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外裔，明其不可參也。一方麵，提問者承認一些不明智的“中國”人，相信“中國”人和夷狄不能彼此分離，將超前的“兼愛”理論應用到蠻夷身上；為了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贏得和平，有些人走向極端，將女兒嫁給夷狄。但是，這些做法都是愚蠢的，因為夷狄之所以為夷狄，正是因為他們不習慣正義以及社會和禮儀的行為準則。人們不能指望夷狄遵循文明人的人際關係來處理事情。另一方麵，提問者接下來說，“中國”的統治者既不能驅逐蠻夷，又不能忍受其侮辱；可是，他們當然也不能作壁上觀，眼睜睜看著子民受蠻族欺壓。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中國”統治者才會不得已將女兒獻給夷狄。提問者得出結論，既然是嫁女於夷狄，那麼盡管這些行動違背常道，我們還是應該忽略行動而判斷其目的。在答複中，陳亮列舉曆史上周朝處理夷狄之“道”的興衰，論證了在對付蠻夷時達到實際結果的重要性。作為陳亮在蠻夷問題上最係統的討論，這篇文章充分體現了他主張的風格和主要內容，茲引錄如下：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荊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為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
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越，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竊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
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蓋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複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
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陳亮引文出自揚雄《法言》卷四《問道》和王通《中說》卷八《魏相》。
在這篇文章中，陳亮將《春秋》解讀成聖人尊王攘夷的指示。這種思想在他的其他著述中也隨處可見。
陳亮和其他宋人普遍認同《春秋》擁護尊王攘夷，但是對集權政府和哲學設想的態度，使貌似簡單的口號複雜化了。為了結束自唐末以來的動亂，北宋強調對帝製的尊崇，而南宋時期抵禦蠻夷的呼聲變得更加急迫，各界人士競相渲染下，集權問題使情況進一步複雜化。北宋的行政與軍事權力都曾高度集中，尤其集中在皇帝本人和他的私人係統（區別於常規的官僚機構）。當王朝從在北方的崩潰中逐漸複蘇過來，秦檜（1131-1132年、1139-1156年間南宋權臣）致力於政府的重新集權，並推行在南宋與女真間維持和平的政策。在與金朝議和的同時，他消滅對朝廷權威的潛在威脅，如深得民心的將軍嶽飛（1103-1141年），並奉行中央集權政策——“強幹弱支”。陳亮的一些朋友，特別是陳傅良（1137-1203年）和葉適（1150-1223年），甚至比他還要激烈地反對政權集中與對外和平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