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顥，男，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
晚清民國期間，佛教界名僧大德輩出，而在這許許多多的高僧、名僧中，弘一法師躋身其間，是作為一等一的高僧載入史冊受到世人的紀念的。我們讀弘一法師圓寂後當時人所寫的文章，可以看到有不少將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或太虛法師相提並論，同列為高僧的提法。他們三位，確實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佛教界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高僧。由他們這代大德所樹立起來的佛教理念與道德形態，在當時乃至今天依然具有指導與標杆性意義。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與有關世道人心的狀態看，晚清民國所存在的許多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不僅大多沒有解決，不少還更為突出。然即使如此，高僧間還是有其不同的麵向與特點的。揭示他們各別的殊勝的功德因緣及相應於時代人生問題的對治，這是一項十分有意義，也是十分迫切的真正的文化工作。弘一法師的特殊性，就是他同時具有高僧與名僧之雙重身份，即不僅他在教界享有崇高地位，且其在俗界的影響，相比同時代其他的高僧似也要大些，並一直保持到現在，甚至我相信還將延續下去。這也就我所謂的“弘一現象”主要的特征。
當然，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說弘一法師因道德操守與人格魅力在俗界享有特高的尊重，並非意味其他的高僧在這方麵有所欠缺，其造成的原因隻是各人的人生經曆不同及由此而來的與世間所結成的因緣不同罷了。
本文分上下篇，上篇多以理攝事，下篇側重以事顯理。
弘一法師是一位真正的宗教實踐家，是20世紀以來佛教界的精神領袖之一。雖然弘一法師從未以精神領袖自居，且或有人也不同意“精神領袖”這一說法。但毋庸置疑，弘一法師作為一個在佛教界、知識界具有一定標杆性、象征性的人物，從他出家所給社會帶來的驚詫、震動與讚歎，及圓寂後在教內外所引起的無盡的紀念追思，並因此而引發世人對人生問題的思考（此在《弘一大師永懷錄》中有諸多可供參閱的文章，不一一列舉），完全是夠得上“精神領袖”這一尊稱的。基於此，所以我對當今流行的為知識界特別推崇的以所謂“學術”的形式來研究弘一法師，而輕忽其人格精神這種紀念方式的意義是表示保留的。更為重要的是，這類現象不僅僅是出現在對弘一法師的研究上，而實乃當今知識文化界的一個大問題。
如前些年有學者在論說孔子，號稱要講孔子從所謂的“神壇”上請下來，還他一個平凡。誠然，孔子不是神，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平常的人。可就是在孔子平常的一生中，同時又貫穿著一個非凡的道德人格精神，正是由平常中透出一個偉大來，也正是聖人之所以為“聖”的所在，也即儒家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而那種隻論平常，卻無視偉大、不論偉大者，竟然還會被知識界不少人士所叫好激賞，更甚至於說什麼這是對千百年來一類錯誤觀念的糾正顛覆，好似古人都是弱智，太陽從今天才開始升起。再如有人論三國人事，為出“精彩”，也大行“顛覆”之能事：把奸惡說成賢能，陰謀視為智慧；而反以忠義為愚昧，道德為虛偽。有知識界引領，文化娛樂界也是跟著胡來。典型者如正在熱映的《趙氏孤兒》，導演陳凱歌在影片中硬是將傳統中國文化那種正義、道義的核心精神給活生生地消解了、抹去了。如此等等，正所謂不勝枚舉。以至於如今整個社會似已不知道何為道德理想之所以了。
我始終認為，所謂的學術，如背後沒有大關懷、大思考，無不屬於小技小道，是為古人所謂的“章句儒”一類，甚至不排斥還可能落於佛教所說的一種“戲論”。說得更直接明確些，離開了生命，脫離了現實的社會人生問題而進行那種純學術的研究來紀念弘一法師完全是不相應的，甚至可以說是對人類社會的價值資源的一種浪費乃至糟蹋。然遺憾的是，這類負麵的現象，正是在當今知識界所普遍存在的，還被自以為是很健康的通病，不但至今未有反思，甚至還愈演愈盛，完全占據了知識界的主流。而正是由於知識分子（如果還能這樣稱呼的話）在精神理想層麵的集體“退場”，助長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水準日益退墮。
我的這一看法其實很一般，也很傳統，隻是在一個唯知識化的時代，世人好像已經不太懂得何為價值，全以為學術才是最高的標準，最具有話語權。記得當初弘一法師六秩壽辰那年，他的朋友和弟子輩想為他出專刊誌慶，有滬上佛教大德範古農居士說過這樣的話：“眾生無智，不了法性，但認生死，而於壽命，或長或短，輒作悲喜，故言祝壽者，無當於達道者也。……今欲於生死中，令知有出生死之法性，法性常住，壽命無量，故於無可祝中，假設施以見真可祝之有在。”這一見解，對於今天我們紀念弘一法師，乃至過往的一切道德之士，仍然具有指導意義。那麼，什麼才是此“真可祝之有在”呢？我想無疑就是弘一法師的人格精神，是弘一法師的道德人格為我們今人的所帶來的示範作用與價值理想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