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地說，談論弘一法師在道德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力，如能結合對弘一法師道德人格之所以形成及其特點的分析就會來得更加全麵充實，更有啟導意義。但在當今社會，由於世人對道德修養一事已少有重視，往往用功利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一切，以為在生活世界裏，隻有現實的利益才是人生的意義所在，而道德則是可有可無之事。職是之故，我認為諸如弘一法師道德實踐這類問題，對於我們今天這個道德意識薄弱的時代，實在是一個最生動的示範，所以完全有必要作為專題加以討論介紹。當然，為說明問題，行文自然也會多舉實例以說明，但限於篇幅，所舉事例僅圍繞“弘一現象”背後所具有的“人能弘道”之意義而展開。
還需說明的是，這裏所謂的“道”，不僅是指佛道，還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人倫之常道。雖說世出世間在究竟處是有區別的，但出世間不離世間而立，而從一般的倫理道德角度講，兩者也完全能相通相合，是幾無二致的。然如今無論是教界還是學界，不少人都習慣於將兩者視為兩種不同的價值體係。但我認為這樣的分別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對我們今天的道德建設十分有害。在如今這個道德危機，道德資源極度匱乏的時代，我們實在是應該多強調人類一切正道與道德人物的共性，強調其正麵價值與意義，若妄加分別，非但無益於道德文明的積累，倒反容易造成道德世界的混亂及價值資源的無謂消耗與流失。當然，還必須強調的是，既然是在世間範圍內談論價值問題，就得警惕那些別有用心的混淆或顢頇之輩的含混，切不可以佛法最高境界的“不二”法門來模糊現實世界中的善惡是非，堅持聖魔不兩立，大節麵前毫不苟且的道德立場與原則。筆者在撰寫本文時，正好在《中華讀書報》“國際文化”版讀到一篇連載長文，這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最後的儒家》的作者艾愷與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就梁漱溟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問題所進行的一場對話討論，其中的內容引發了我的一些關聯性的感慨。文中艾愷提到他第一次見到費孝通先生時兩人對話的情形：“您（指費）中國鄉村社會的分析方法和梁先生的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這句話還沒說完，他就先下手為強說：不同！就是說我的意思還是我的，和別人完全不一樣……”對此，許教授的解釋是：“梁先生是特立獨行的人，同還是不同對費先生可能有意義，對梁先生沒意義。”接著，許教授又闡發道：“我揣摩，梁先生心中藏著兩個概念，第一是蒼生，所有蒼生都是平等的。
第二是天下，天下無遠弗界（屆），以大同為旨歸。”誠然，真正學道求道者其心態應該是完全開放，即陸象山所謂的十字打開，純是一念向善，唯善是從的，哪來那許多分別計較。凡真正關心人類的命運，真正發菩提心者，隻要是對人類有益的事或道理，都應雙手擁抱，抱一分讚歎、欣受的態度，而不應該，也是沒必要存有那許多分別心，更不該自以為是，唯我獨尊。一個以道為務的人，對於私利或個人的虛名，應能放下而超脫；另一方麵，對於道義上的事，則應該表現出當仁不讓，有一種舍我其誰，以鐵肩擔道義的精神。就像梁先生那樣，當初在全國一片倒孔聲中，他卻能不隨波逐流，堅持要為孔子爭一席之地，以“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梁先生早年曾寫過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文章）的豪傑氣概，屹立於時代的滔天濁浪當中。1949年後，大陸知識分子唯一能站穩著說話的也就是梁先生；麵對強權，發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錚錚豪言，有以孟子般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精神，鄙視一切高壓暴虐。同樣，我們看弘一法師，老人家通常不輕易批評他人，平時一般也不會與人去爭執什麼，待人可以說是溫和極了。但這不等於說弘一法師是一個沒有原則，無所堅持的人。這，無論是出家前還是出家後都是如此。如弘一法師擔任教師期間對待學生在課堂上不夠文明的舉動，他那“溫而厲”又毫不含糊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對學校裏發生失竊之事，他向學校舍監夏丏尊先生提出的那個十分“怕人”的建議，所透出的那種非同一般的意誌與責任心，體現的是一位“真教師”的人格力量。
所以，“再怎麼愚頑難化的學生，到了他麵前都心悅誠服，而勇於反悔了”。選擇出家，也不是逃避，實是“秉道皈佛”（施蟄仁語），要發揚佛教的偉大，發揚佛教的真精神，“要使廣大的社會都能由迷而覺，返妄歸真”（楊同芳語）。所以會有“僧界之所以往往為世詬病者，鹹以不守戒律故”的感慨，照樣有對數百年來中國佛教積弱不振的批評，對僧伽隊伍不純的表示出明顯的不滿。從這兩位近世儒佛大德的身上，我們對何為道德，何為人格多少應能有所認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