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冬，我應邀為廣東人民出版社主編一套“說三道四叢書”(後奉命改為“南腔北調叢書”），約請文友加盟，規定每人的書名，隻能起三個字的。我一向認為，學者也好，作家也好，起書名最能反映他們的才華、思想境界。我清楚地記得，何滿子先生、牧惠先生、邵燕祥先生，都是在電話中當場不假思索地報出書名《千年蟲》、《沙灘羊》、《誰管誰》，讓我佩版之至。我致電好友文學評論家閣綱兄，他也是立即起了個書名《座右鳴》，更讓我喜出望外。把人們常常桂在嘴邊的“座右銘”，改動了一個字，成了《座右鳴》，實在是妙不可言。
妙在哪兒？妙在頗有味也。這“鳴”字，大有說頭。據宋代著名學者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七記載，範仲淹在和梅聖俞的《靈烏賦》而作的（靈烏賦》中，寫下一句含義深長的話，“寧嗚而死，不默而生”。應當說明的是，《靈烏賦》中的“烏”，即“鳥台”，也就是禦史台。顯然，範仲淹提倡的是勇於向皇帝進諫的大無畏精神，這在古代，已經是難能可責了。胡適先生生前，非常讚賞範仲淹的這八個大字，他出版過一本集子，書名就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還將這八個字寫過好幾幅條幅，贈送友人。猶憶1992年夏我在澳洲墨爾本市拜訪墨爾本大學金承藝教授，他是清初多鐸王爺的後人，夫人是林則徐的後裔，真個是“皇親國戚”。承藝兄做過胡適先生的秘書，一直珍藏著胡先生送給他的條幅，寫的也正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他和我一起展開條幅，欣賞胡老的墨寶，我兒宇輪當場拍下此情此景。歲月不居，承藝兄已謝世多年，這張照片，成為我珍責的紀念品，每一翻閱總要勾起我對承藝兄長的不盡思念。當然，胡適先生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自勉、勉人，提倡的是為民主、自由呐喊，不惜獻身的精神，與範仲淹時代，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是與時俱進吧。
我再三斟酌，給文化藝術出版社的這套文叢起名“座右鳴叢書”城然，現在是承平時期，我們用不著像魯迅青年時期那樣“大風滅燭，披發大叫”，也用不著像抗日戰爭時期高唱“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但是，麵對種種假、醜、惡社會現象——無論是來自政界、文化界還是商界的等等——豈能視而不見，不聞不問？作家是社會的良心，總是要不平則鳴的。事實上，木叢書幾位作家的文章。大部分就是“不默而生”的產物。幾位作家都是我的好友。雖然“蕭條異代不同時”，我不再天天讀“老三篇”了，但“為人民服務”一日表曾稍忘，我為有機會為這幾位朋友服務，主編一套叢書，備感欣慰。
當今的圖書市場頗有些無序，散文、雜文越來越被邊緣化。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及文化藝術出版社的領導，大力支持出版這套叢書。我謹代表作者深致謝枕。
王春瑜
2005年4月26日於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