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鄧友梅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友梅一氣發表了一連串寫北京民俗的中短篇小說，舉其要者，有《話說陶然亭》、《雙貓圖》、《采訪“畫兒韓”》、《那五》、《煙壺》等等。於是鄧公在文壇聲名大振，成了北京新民俗小說的代表作家，成了繼老舍之後又一位寫北京的卓有成就的作家。那時在《上海文學》當理論編輯的周介人給我出了個題目，談談鄧友梅這一組寫北京民俗的小說中的民俗美。在反複研讀了鄧公的這一組作品並有考了他的簡曆後，我感到有點納悶：鄧友梅祖籍山東德州，生於天津，從小參加革命，在新四軍當小宣傳員，後來部隊精兵簡政，把他“精”回了天津，後又被日本鬼子抓了勞丁，東鍍日本賣苦力，日本投降後回國，又參加了革命，仍然幹宣傳工作。解放後進文講所學習，後又到北京四建工作……根據這樣的生活經曆，寫點諸如《我們的軍長》、《追趕隊伍的女兵》之類反映革命軍隊生活的作品，抑或寫點諸如《在懸崖上》這類先被當作“大毒草”後來又成了“重放的鮮花”的作品，都是可以從他的牛活中找到根據的。但是，寫像那五這樣的破落的八旗子弟，像“畫兒韓”這樣的文物鑒賞家，又寫得那麼活靈活現，在生活中又有什麼根據呢？鄧友梅既未曾當過貝勒爺，又未曾當過識別假畫的文物鑒賞家，也未曾落籍梨園，他是怎麼寫出這組奠定他在新時期文壇地位的北京新民俗小說來的呢？
我決定帶著這些問題拜訪一下鄧友梅。記得當時他住在勁鬆的—座很普通的樓裏，房子並不寬敞，但很有點書香氣息。去時趄一個晚上，主人很熱情地接待了我這個稀客，並爽快地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解開了我心中的疑團。
據鄧公說，他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後，被下放到鞍山進行勞動改造。當時，像他們這樣被監督勞動的“右派”，鞍鋼雖不負責解決住宿問題的。好在友梅手裏還有點稿費，於是用很少的錢買了個房子住下。同他一樣在鞍鋼進行勞動的不隻是像他這樣的“右派”，還有八旗子弟等各色人物。這些人也是沒有住處的，於是就往他這房子裏擠。這樣，在鞍山勞動的相當漫長的歲月裏，他就認識了不少像那五這樣的破落的八旗子弟以及來自北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他們的身世，熟知他們的經曆和麵容笑貌，這一段生活積累在20年後就成了他進行小說創作的素材。而且生活經曆對於他的創作也很重要。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他從鞍山回到了北京，住在右安門內四建給他留下的那間宿舍串。。那兒離陶然亭公園不遠，於是經常到公園裏“蹓早”。陶然亭公園附近，是梨園界、文物界的居住區，聚集著不少梨園界和文物界的人物，他們也常到公園裏“蹓早”。或吊吊嗓子，或打打太極，於是問落難的作家鄧友梅認識了，交上了朋友，這中間，就有“畫兒韓”、聶小軒聶師傅這樣的人物。鄧友梅同他們交上了朋友，他們的事跡、形象也就爛熟於心，多年後也就成了他寫小說絕好的素材。
說到這裏，友梅怕我不相信，還拿出了一些陳列於博古架上的煙壺讓我觀賞，講解煙壺內畫的技法，後來又打開一個密碼箱，拿出一些品位更高的珍藏的煙壺進行觀賞。
經鄧公這麼一講一看，我才了解到他生活經曆中的另一段，這一段經曆比他在新四軍裏、八路軍裏的時間還長，也更加刻骨銘心，於是才有《尋訪“畫兒韓”》、《那五》、《煙壺》等出色的作品，當然，在解讀了鄧友梅的這段牛活的秘密之後，我對他寫北京民俗的一組作品的理解也就大大加深了。於是很快就寫出了一篇文單發衣在《上海文學》上，後來又收進我的一本評論集《當代小說藝術流變》，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鄧友梅近作中的民俗美》。迄今為止，我一直認為這是我下的功夫極大也比較滿意的一篇文章。
從文學史上看，有些作家，往往有著多方麵的生活經曆，有著兒副筆墨，因此，就有多種而孔。鄧友梅就是這樣的作家。他不僅有軍旅生活的經驗，又有上述的對八旗子弟以及梨園、文物諸方麵人物的接觸和了解，於是就寫出藝術風格截然不同的兩類作品。前些年，讀到他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涼山月》。經了解，他於上個世紀50年代初又有一段在涼山彝族地區的生活經曆，於是才有了《涼山月》這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