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變中，第一個留下姓名的犧牲者，是一名警察。
9月18日夜，在沈陽的日軍一麵圍攻北大營，一麵進攻沈陽城。北大營守軍猝不及防，倉促應戰，但市區的警察人員，卻在擔任警察局局長的黃顯聲將軍指揮下主動進行抗擊，和入城的日軍第二十九聯隊展開巷戰。戰鬥進行到午夜，黃顯聲見沈陽周圍各處要點均為日軍占領，知道大勢已去，才率隊向錦州方向撤退。戰鬥中雙方互有傷亡，警察部隊頗有損失。但因預有準備，撤出沈陽的警察部隊敗而不亂，很快退向錦州方向，與當地駐軍共同布防。
根據當時留下來的一張照片來看，“九一八”事變中，中國軍警中最早被確定身份的犧牲者是當時沈陽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場分所警士高曙光。“九一八”事變第二天，有一名中國新聞記者孫華三冒險外出查看事態，正看到倒在街頭的高曙光，於是為他拍攝了一張照片，並根據附近民眾的證言在其上標識：“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務於沈陽商埠一分局南市場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時聞耗前往附近之東北大戲院門前窺探敵情，適遇倭寇侵入遂飲彈死，慘極。孫華三於十九日冒險攝峰公誌”。
日軍為發動“九一八”事變兵力調動頻繁，但整個東北軍係統，在麵對巨變之時普遍毫無準備，隻有黃顯聲的警察係統進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動太過隱蔽嗎？
其實，東北軍方麵預先早已得到大量日軍可能發動事變的情報。如此說來，這種毫無戒備似乎很奇怪，仔細想來，事變前後東北當局高級官員的心態頗值得玩味。他們不但沒有加強戒備，反而紛紛在關鍵時刻“脫崗”，比如講武堂校長周濂中將、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中將、帥府衛隊負責人榮子恒等，“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都不在崗位上。這或許是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是，一邊是不抵抗的命令，一邊是日軍不斷尋釁，東北軍留在沈陽的指揮官們都知道要發生事情，但都沒有對策，隻好以這種方式逃避責任——得不到上級支持，他們對獨立抵抗日軍毫無信心，不欲作無謂犧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於防範和明知日軍入侵卻臨陣脫逃很明顯是兩個不同的罪名，前者顯然更容易得到從長官到輿論的原諒。在得到張學良“避免衝突”指示後，事變當夜，東北軍參謀長榮臻隨即發布命令，要求北大營第七旅官兵“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看似荒唐，卻說明了當時這些東北軍將領極端尷尬的處境。
隻有黃顯聲不顧不抵抗的命令，積極備戰，反而以最小的代價把部隊帶了出來。他領導的警察部隊後來成為義勇軍的最初骨幹力量。
東北的警察中，組織抗日的不在少數，有的雖然不如黃顯聲將軍那樣堅定，但最後以死殉國的結局仍然值得記憶——比如，這位原桓仁公安局長徐文海，曾經在抗戰中一度叛降日軍，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重新舉旗抗日，在戰敗後被日軍從飛機上丟下摔死。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原有的警察係統遭到極大的破壞，日軍沿鐵路線進攻，收繳各地警察武器，部分警察不得不繳械投降。但由於黃顯聲預先在部分警察隊伍中做了工作，未在第一時間被日軍繳械的東北警察多攜武器投入抗日鬥爭。東北的14年抗戰中，許多抗日領袖都出身於警察。例如，桓仁縣公安大隊長郭景珊、臨江縣公安大隊長徐達三、輯安縣公安局長林振清、桓仁縣公安局長張宗周等，均舉起義旗，在東北各地奮勇抗戰。抗戰的東北警察部隊指揮官中，最為出名的當屬鄧鐵梅。
1931年10月下旬，曾任鳳城警察大隊長和公安局長的鄧鐵梅成立“東北民眾自衛軍”，在丹東、鳳城、岫岩、莊河一帶活動。到1932年秋，東北民眾自衛軍已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組成八個團，曾奪取鳳山縣城，在遼南三角地帶給日軍造成重大困難。1934年5月，鄧鐵梅由於身患重病，在鳳城縣小蔡溝張家堡子親屬家中養病時不幸被捕。1934年9月28日，鄧鐵梅因堅貞不屈，被殺害於偽奉天陸軍監獄，時年43歲。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中，列舉了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而捐軀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鄧鐵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