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王以哲的真正起家，卻是在與張學良好友郭鬆齡的交戰中。郭鬆齡反奉之戰中，王以哲擔任補充旅第三團上校團長，臨戰鎮定，獻計智取郭軍，終於導致郭鬆齡敗亡。此後在南口戰役中，王率軍力戰馮玉祥，擊敗其部下大將張之江，為奉軍攻入北京建下汗馬功勞。因此，王深受張學良的信任，成為其軍事上的左右手。
在擔任第七旅旅長期間，王以哲親自編寫“旅訓”、“旅歌”和“士兵問答十二條”印發到各營、連、排；貼到兵舍、講堂內，作為早晚點名時必須進行的教育課目。“旅訓”為：“我民族受強鄰之壓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務本總理遺囑及司令長官意旨，犧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其中，“強鄰之壓迫”正是指的日本，可見王以哲與一般東北軍上層大員的醉生夢死很是不同。
然而，一紙不抵抗命令，讓一代名將飲恨北大營。9月6日，張學良電令駐沈陽北大營旅長王以哲：“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準衝突，以免事端。”王以哲“九一八”當日不在營中，推測也是在這種情況下，避免自己“反日”意味強烈的形象在敏感的時刻惹出麻煩。
此後，王以哲將軍一直是東北軍中最積極於收複故土的將領之一，在西安事變前後積極協助張學良將軍促成國共合作，但自己也由於被過激派官兵誤解，於1937年2月2日被刺殺於西安，再也沒能打回東北去。
雖然促成了抗日統一戰線，但自己卻沒能提兵北上與日寇一戰，似乎，將軍的一生中有著極大的遺憾。
然而，當我們仔細看那段曆史的時候，或許也能給王以哲將軍找到一絲欣慰。1933年，日軍進犯熱河，逼近長城，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史稱“長城抗戰”。
在這次不甚為人所知的長城抗戰中，王以哲將軍曾經率部大戰過日軍。因為承德輕易失陷，日軍直逼古北口的前沿陣地長山峪，王以哲率領六十七軍一〇七師（即北大營的第七旅）再次頑強阻擊，從3月7日打到3月9日，頂住了日軍川原十六旅團和鈴木第八旅團的聯合進攻，為中國軍隊在長城線穩定戰局做出了突出貢獻，這多少抵消了“九一八”之夜的遺憾。
關於王以哲將軍在長城抗戰中的抵抗，國民黨中央軍將領杜聿明等曾有描述。日軍則這樣記載——進攻熱河以來，“在長山峪才遇到了中國軍隊第一次正規的抵抗”，並刊登了日軍川原旅團長親自在長山峪背陣亡日軍士兵下陣地等照片，證實了長山峪之戰，東北軍的確打出了一定水平，讓一路驕橫而來的日軍碰了釘子。
縱觀王以哲將軍的一生，未能看到驅逐日寇的一天，未能把血流在抗日的戰場上，或許是其最大的遺憾，但能夠有一個長山峪，也許又是將軍遺憾中的一點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