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程錫庚家門口掛出一把兩三尺長的白紙條以示報喪。據《庸報》在第一版刊登的消息抗團才知道，程錫庚當場身亡，那第一個抱住趙爾仁的人是個白俄，被趙爾仁用槍將腸子打穿了八個洞，已送往醫院搶救；第二個抱住趙爾仁的是瑞士人，他本已購妥船票準備回國，被袁漢俊一槍擊中要害而喪命。
第二天抗團成員照常上課，同學們都在議論這件事，語文老師更是繪聲繪色地講給大家聽，抗團成員和同學們一起沉浸在勝利的愉悅之中。
1939年6月中旬，重慶方麵忽然來電，要參加刺殺程錫庚的人都到重慶去，因為學業即將結束，等他們參加完考試，拖到7月上旬才成行，計有袁漢俊、劉友深、馮健美和趙爾仁等人。他們乘船先到香港，而後重慶方麵的王新衡和張冠夫為他們買了飛機票飛往重慶。
到了重慶，他們被送到海關巷一號，住在馬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見。令他們大出意外的是接見人竟是戴笠。他對他們百般招待，8月上旬又領著他們去見蔣介石。雖然在談話中，蔣介石隻是對他們的學業和家庭情況等問了幾句，沒有一會兒工夫就出來了，可大家麵對此種“殊遇”仍是滿腹疑團。時間久了才知曉，戴笠的打算是叫袁漢俊和趙爾仁到香港去自首。原來在天津有四名軍統人員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憲兵隊硬說他們是“刺程犯”，一定要把他們引渡過去。戴笠說如果抗團成員自首，日方的借口就失去依據，這四個人就可以得救。他還說，自首後抗團成員可能被香港當局關押，也可能被送到英國，無論去哪裏，他都將設法營救，同時為了避免抗團成員的家庭遭迫害，準備把他們的父親接來重慶。經戴笠一番巧言勸說，抗團成員到了香港。一切手續軍統都給辦妥了，他們代請了律師，代向世界各大通訊社發送了新聞稿，他們隻是寫了一份事情的詳細經過，連律師的麵都沒有見過。包括重慶、天津等地的報紙都登載了這條新聞，袁漢俊、趙爾仁兩人的名字就這樣傳了出去。軍統派劉戈青和他們聯係，要他們住在旅館，不得出門一步。由於當時歐洲已經發生戰事，英國張伯倫首相的妥協外交政策仍在繼續，英國對本土的災難還自顧不暇，在遠東隻得步步向日本屈服。兩人的自首沒有被受理，軍統要營救的四名“刺程犯”也依舊被引渡給日方。袁漢俊、趙爾仁在香港等了三個月，仍毫無結果，就回到了重慶。
幾個骨幹離開天津以後，抗團發生了變動，組織被原軍統人員裴級三出賣，曾澈、李如鵬等數人都先後被捕，被押送到北平炮局子（監獄），曾澈和李如鵬在1940年被殺害。由於抗團的骨幹被捕、被殺，團員們一時失去了主意，紛紛自動脫離，此時的抗日殺奸團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抗日殺奸團雖然瓦解了，但他們的行動卻給了當時天津日偽份子以沉重打擊，他們的名字也將永垂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