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30平米的書齋和4000多冊藏書長年與我為伴。坐擁小齋，聊度晚歲，也算是較為適意的休閑生活。舊事趣聞，聖人賢達，均可開卷而遇；嬉笑怒罵，愛恨情仇，往往激發起某種共鳴。凡遇疑難，50多種字詞典隨時可供查閱，足不出戶，是因為有子女孫輩奔走，年逾古稀之人又何用出戶。當然這人世間的一切都具有相對性。閑人、閑齋，寫點閑事，這本小文集以《閑齋漫語》命名，所寄寓的隻不過是西風殘照氛圍中也自得其樂的心境。
回顧人生經曆，雖生於抗日戰爭的年代，除有“跑警報”的記憶之外，遠居中國西北角的大後方，並未遭遇戰火。國難當頭，還記得在課堂作文《我的誌願》中，也有過長大當軍人，為國殺敵之類的抱負。童年歲月，始終處於和平環境，所經曆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更替，在我的家鄉是和平交接，也未經曆戰爭，父輩們常說，我們的鄉土“沒大福也沒大難”。
童年自有童趣，越牆、爬樹、攀屋頂，無度地玩耍，三天兩頭與玩伴們打架，但很快便又和解，真可謂“少年不知愁滋味”。青年時代，胸懷為社會主義祖國奉獻一切的理想，完成大學學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業餘時間讀書撰文，鑽研學問，妄想成“家”，但厄運接踵而來。先是1960年的空前饑荒，經曆了饑餓的折磨，更有喪親之痛；繼而又遭遇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住“牛棚”，挨批鬥。橫下一條心，將全部習作文稿，讀書筆記，百萬言日記等付之一炬，一字不留，落得個心中隻有一片空蕪的大地，真幹淨！“文革”結束，撥亂反正，又可無憂地幹工作，讀書撰文的業餘興趣也悄然恢複，漸次投石問路，繼續發表文章。
1979年發表的《鄧鄧橋》是“文革”後第一篇見報短文；《臨洮地望變遷及秦長城起址的推斷》是見刊的第一篇專文；《洮硯軼事》是第一篇涉硯文章；《與甘肅有關的聊齋故事》是第一篇研讀《聊齋》的文章；《論中國曆史上的民族割據》是提交省史學會的第一篇論文；《有關洮岷“花兒”的幾個問題》是提交“花兒”學術研討會的第一篇涉及“花兒”的論述；《耕餘集》是正規出版的首部個人著述。於是讀書撰文和野外考察便成為我業餘生活的全部。退休養閑之後，仍樂此不疲。在已出版和此“漫語”在內的六個文集中，有五個是退休以後的作品。
翻撿記憶，清晰而又蒙矓。當孫兒們呼喚“爺爺”的時候，深感歲月如流，人生匆促，七十餘載竟在彈指間。2009年，《暮雲集》出版後，始感身心疲憊，該封筆了！然而卻沒有封死，這又掙紮出《閑齋漫語》。
這些年來，也承擔一些社會性的文化義務，擔任《定西地區誌》總稿編輯，連續多年的審稿，頗費心力。成為定西市屬區縣誌評審專家組成員，已參與三部縣誌的評審工作，認真閱讀誌稿，每次評審都拿出書麵意見，身不能閑，筆也難停。2010年9月，二郎山戰鬥紀念碑即將落成，應邀撰寫碑文。為此，既查閱資料，又登山踏勘遺跡，除碑文之外，還撰得《二郎山上土遺址》。此間，相關領導又征詢城區公園建設的規劃意見，因而也書麵表達對城區園林建設的個人思考。具有公益性的地方社會事業，是應盡的義務，也使個人的撰文活動欲罷不能。
再者，長期形成的生活節律，已融入機體，無形中成為穩固的習慣，具備了生物鍾的意義，突然中斷，或許也不利於身心健康。讀書、撰文、思考問題，三位一體，相輔相成，不撰文則不去思考相關問題，也無需進入真正的閱讀狀態，難免引起思維功能的退化。關於健康的理念不是單一地指向四肢，也應包括思維功能。人們的鍛煉，既應有機體的活動，也應包含大腦的思維活動。生活的律動，隻能是逐漸減速。古稀有五，疲倦之感油然而生，該自覺製動，舒緩心身。常人常態，心平氣和，麵對漸行漸遠的人生之旅，應當珍惜落日餘暉，但願風雨不在黃昏後。
幽夢忽醒，幻景全無，雙親遠逝，朋輩寥落。已矣！
乘赴台出席“海峽兩岸民俗暨民間文學研討會”之機，麵請金榮華先生為拙文集賜序，榮華先生欣然應諾，在離台的當日，便將打印稿交到我的手上。後來又相繼兩次打來電話，訂正了三個用字，這種誠意和嚴謹學風，令人欽佩。在此表達我由衷的敬意。
20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