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夜，剛剛看完高宗武報告、明確知道日本人“鎖定”自己的汪精衛得到了另一個消息：當夜，日軍攻占九江的第一線部隊波田支隊，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軍掩護下逆流而上，在當天半夜到達離九江22公裏的登陸地姑塘。與中國軍隊激烈交戰之後，突破廬山北麵數道陣地，九江城淪陷在即。
此時的汪精衛麵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麵：一方麵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麵，日本方麵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誘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的建議，決定立即著手“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剛剛與周佛海商量完的這份高宗武報告更是將這個意圖直接點破。
“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與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匱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當蔣介石邀其討論高宗武報告時，此時的汪精衛仍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麵與日本謀和。但位於權力中心的蔣介石最後作出了相反的決定，汪精衛終於明白：通過黨內決議方式，是不能實現他的“和平”主張的。
回到香港後的高宗武因肺病複發，與日方接洽的任務由高的溫州同鄉、國民黨中央法製委員會委員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麵的聯係人是時任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的鬆本重治。從8月29日開始到9月初，梅思平與鬆本連續進行了5次會談。1938年10月，戰事上頻傳著壞消息，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的機會，多次暗示國民政府沒有關閉調停之門，願意與日議和。而這時日方也已經通過汪精衛的親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轉達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見。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向汪精衛彙報，在香港機場，為躲避檢查，梅思平將協議抄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帶回麵交汪精衛。汪精衛隨即召集周佛海、陶希聖、陳璧君等人商討。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當時從重慶到國外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重慶赴香港，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顯赫，不可能無故公開乘機去香港，所以選擇此路有很大的風險。另一條是經昆明赴河內，這比較穩妥，但必須首先征得‘雲南王’龍雲的同意。龍雲屬地方實力派，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出兵參加抗日，但當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退到西南後，龍雲深感雲南有被吃掉的危險，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日漸加深。”陳璧君兩次到過雲南，多次與龍雲進行長時間談話，當陳璧君說汪精衛“在重慶徒擁虛名”，“很想換換環境”時，龍雲也當即表態：“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摸清龍雲的態度，汪一行人最終決定“借路”昆明。
因擔心成群結夥走目標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工作為名，去了昆明；陶希聖也以講學為名尾隨而去。原定汪精衛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戰演講為名，12月8日從重慶動身，在昆明與周佛海等會合，此前汪氏夫婦也將正在重慶南渝中學讀書的兩個幼子帶去昆明，然後轉飛河內去香港。但12月6日，蔣介石突然到了重慶，這是武漢失守後蔣第一次入川。直到12月18日，蔣介石要到行營作特別演講，汪精衛可以不參加，於是他決定在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衛走上了一條萬劫不複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歲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漢奸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