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條的“爆炸性演說”發表之後，立刻在日本經濟界和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一些地方的股票一齊下跌，他被人們咒罵為戰爭魔王。
但不管是在張鼓峰的碰壁還是本國人們的咒罵，都未能使東條英機放棄進攻蘇聯的念頭。1939年5月，他又在中國東北的中蒙邊境製造了諾門坎事件。然而這次軍事挑釁日軍失敗得更慘，共計傷亡5萬餘人，損失飛機200架，火炮損失達72％。這次失敗好比當頭一棒，震碎了東條妄圖向蘇聯擴張的美夢。日本法西斯開始考慮在北方對蘇聯“保持靜溢”，而集中力量向南方尋找出路。
北進失敗使得日本更加迫切地企圖在中國戰場“速戰速決”。然而，由於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和在華兵力的嚴重不足，日寇被迫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相持階段。戰爭形勢的變化，使得東京日軍本部再次改變對華政策。
1938年7月，日本召開五相會議，提出“把民族矛盾引向主義的對立”。一方麵加緊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一方麵變本加厲地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運動。在這一背景下，東條英機等人提出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掃蕩”。
1940年，希特勒法西斯掃蕩了歐洲，極大地鼓舞了日本法西斯政府。他們妄圖打通粵漢路和湘桂路，進攻昆明、西安、重慶，迫使國民黨政府屈服。麵對日軍的囂張氣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總部毅然發動“百團大戰”，迫使日本陸軍更換華北軍團司令官，沉重地打擊了日帝的擴張野心。
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日本政府再次更換內閣，由近衛文磨出任首相。近衛文磨是一位十分有特色的人物。他出身貴族世家，卻標榜親近平民；口口聲聲向往和平，卻是對華大規模戰爭的主謀和決策者。
近衛組閣，首先看中了有著侵華戰績和具有“剃刀將軍”之稱的東條英機。在他的推薦下，東條遂任陸軍大臣，爬上了陸軍最高統帥的交椅。新首相和大臣們果然默契，剛組閣4天，就拋出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新國策。對內實行全國總動員，對外與德、意簽訂同盟條約，通過外交欺騙保持美、蘇的中立，在此基礎上，集中力量進軍東南亞，趁英、法無暇東顧之際，攫取其在這一地區的殖民地。在這一國策的指導下，1940年9月27日，日本、德國、意大利同盟條約建立，日本正式把自己牢牢綁在了法西斯戰車上。
東條英機就任陸軍大臣、成為左右日本政局的實力派人物絕非偶然。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就把占領亞洲、稱霸世界作為基本國策。在以後的曆史發展中，新興資本主義的擴張欲望和封建的武士道精神交融混合，使得日本舉國上下都把侵略和擴張當成天經地義的神聖職責。
到了20世紀初葉，隨著經濟危機和國內、國際矛盾的加劇，對外擴張的暗流急劇擴大和顯現，終於成為日本政治的主潮流。在這股潮流麵前，無論是政經要人，還是平民百姓，可以說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30年代以來的曆次暴力暗殺，連內閣中的高級成員都難免一死，就是最有力的證明。而東條英機等人的平步青雲，恰恰從另一個側麵證明了這一潮流的力量之大。
作為一名老奸巨滑的政治人物，東條英機對為官之道十分明了。他知道，侵略、擴張、效忠，既是日本國運所係，也是自己奮鬥的“神聖”事業。在這樣的信念麵前，任何有礙日本對外擴張的人，甚至任何與自己見解不同的人，必須毫不客氣地清除。
東條的第一障礙目標是外相鬆岡洋右。這是一個怪戾的、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辦事機智伶俐，卻又浮誇外露，有“五萬言先生”之稱。鬆岡的內心世界充滿矛盾，常常首尾難顧，近衛首相任命他為外相，實際上是看中了他口若懸河的外交口才，想以此掩蓋日本侵略擴張的野心。然而這位自命不凡的外交大臣卻經常自以為是，在許多重要決策上給內閣添麻煩，特別是與陸相東條常有抵觸。
1940年5月，希特勒橫掃歐洲的消息傳到日本，東條英機大喜。他認為，希特勒打敗英法，正好給日本侵略掠奪戰略資源提供了良機，因此，應當立即出兵占領東南亞。然而，鬆岡卻極力反對。
1941年6月，希特勒悍然發動對蘇戰爭，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然而，東條英機卻敏銳地發現，德國打敗蘇聯絕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加上兩次進攻蘇聯受挫，日本絕不能“北上”，而應當趁機“南進”。然而，富有煽動力的鬆岡到處遊說，反對南進，力主進攻蘇聯。東條英機對此十分惱火。在東條的策劃下，近衛內閣於7月16日集體辭職，但在第二天又重新組閣，能言善辯的鬆岡便被排除在內閣之外。新任外相豐田貞次郎立即執行東條的主張，幾乎不費力氣就迫使法國維希政府同意日軍和平開進東南亞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