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一忍再忍，一俟《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即於1932年6月發動了對紅軍長達10個月的第四次“圍剿”，在此期間，日軍順利地占領了熱河，並向長城一線推進。國民黨仍決定不調動“剿共”軍隊北上抗日。在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後，蔣介石利用日本的停戰時機，展開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1933年初，當日軍越過長城，向冀東、察北大舉進攻之時，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的著名宣言。這三個條件是：（1）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2）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自由等）；（3）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
此文件一發表，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親蔣的著名科學家、政治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蔣介石》為題發表文章，主張“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中國共產黨根據此文件的精神，進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嚐試。1933年初，派出許權中、宣俠父、張克俠、閻紅彥、謝子長等大批共產黨員與馮玉祥合作建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初征察東，一舉收複寶昌、沽源、多倫三城，威震海內外。1933年底，當在福建“剿共”的第19路軍蔣光鼐、蔡遷鍇派代表與紅軍談判聯合抗日反蔣時，中共中央立即允諾，並於是年10月26日簽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不久，福建事變爆發，打亂了蔣介石的“剿共”部署。
193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又擬定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此文件提出了著名的6項行動方針：（1）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2）全體人民總動員。（3）全體人民總武裝。（4）立刻設法解決抗日經費（如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沒收一切賣國賊的財產，一切國庫收入用作抗戰經費，征收財產累進所得稅，在國內外開展募捐等等）。（5）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作為全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總領導機關。（6）國際上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以及同情中國抗戰的國家和民族。
中共中央通過各種形式，敦請宋慶齡、何香凝、李達、胡漢民、馬相伯、章乃器、李杜、楊靖宇、翁照垣等1779位著名人士在文件上簽名後，於1934年4月20日正式發表。此文件高舉抗日旗幟，號召工農兵學商大聯合，並建立武裝抗日的總領導機關，得到全國各界的熱烈擁護。1934年9月下旬，駐守贛邊境的國民黨“剿匪”南路軍司令陳濟棠派代表到達瑞金，要求與中共談判聯合反蔣。但是，由於此時中共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影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隻是在醞釀之中，上述文件並未得到認真執行。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從此領導紅軍走上了勝利的道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久也確立下來。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發動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被迫離開根據地長征，實行戰略轉移。蔣介石調集數十萬大軍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在被紅軍突破後，又以重兵對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裁，企圖一舉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但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後，紅軍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層層包圍，並戰勝了氣候、地形等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宣告了國民黨“安內”政策的失敗。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鑒於德意日法西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據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提出了“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的口號，把地主、資產階級、一切軍隊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宣言所主張的聯合抗日，已不再止於訂立協定、停止衝突、互相聯合，而是提出要“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雖然仍把蔣介石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但號召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成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它的發表，是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
1937年5月，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在延安。左起：葉劍英、邵華（考察團成員）、朱德、塗思宗（考察團團長）、毛澤東、蕭致平（考察團成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領導紅一方麵軍，勝利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此時正值抗日烽火即將在全國燃燒起來，其曆史意義不可估量。
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立即著手解決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連續發出《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國宣言》、《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等文件，並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政治形勢，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並全中國，把全中國的各階級、階層、政黨及武裝力量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應該執行建立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爭取一切讚成抗日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決議認為，為了適應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必須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過去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精辟地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既團結又鬥爭的基本政策，批判過去的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政策，“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邊去”。
毛澤東的報告和瓦窯堡會議決議，全麵論述和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係列策略方針，為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礎，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