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後，日本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蠶食華北各省，使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甚至資產階級包括軍閥也遇到了存亡問題，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始醞釀著重大的轉變。
1936年6月，國民黨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實力派李宗仁，不滿蔣介石對日妥協政策，舉起反蔣抗日旗幟，組織抗日救國軍。6月1日，陳、李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電請國民政府立即抗日，並通電全國，呼籲“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史稱“兩廣事變”。雖然兩廣事變被蔣介石以武力威脅和分化利誘而消彌，但它卻表明國民黨內部的進一步分化。
與此同時，日本在華北的擴張，也嚴重危及蔣介石集團的支持者英美在華北地區的經濟利益，加深了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矛盾，英美對日態度開始轉變。國民黨內的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何梅協定和秦士協定簽訂後，國民黨內引起軒然大波。在抗戰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國民政府監察院對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親日派頭子汪精衛下台。11月1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被刺傷。12月2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親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間，蔣介石取代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各部部長也換了英美派的人選，表明親日派勢力在國民黨內地位的衰落。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之際，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勢不可擋，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幾種因素促成了國民政府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轉變，由妥協轉向強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蔣介石在對外關係的報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他雖仍對日妥協抱有幻想，但畢竟提出最後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若到了和平絕望的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則“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並“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這較之以前的一味妥協退讓，確實有了進步。
國民黨五次大會後，中日之間長期進行的外交談判也出現了新動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對他的“對華三原則”重新作了解釋，並宣稱中國政府已表示讚成。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中國業已同意殊非事實”。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長張群就調整兩國關係問題同日本駐華大使舉行了4次會談，晚確提出，中日邦交調整要從東北問題談起，使中國恢複領土完整。
7月1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就對日交涉問題指出：“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分裂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分裂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條約，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假若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屆時“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
中國共產黨關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考慮到國民黨內外政策有所變化，但反共立場仍未放棄，要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不經過鬥爭是不行的。因此，共產黨自1936年開始，逐步將“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實行有條件的聯蔣方針。1月29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長王稼祥與紅軍中華社記者談話時宣布：“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明確表示與蔣介石合作抗日的態度。
8月25日，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肯定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宣布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國民黨抗日，“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並提議國共兩黨進行談判。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麵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麵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9月17日，中共中央及時將“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基本上完成了對國民黨政策的轉變。
國共兩黨政策的變化，帶來了雙方進行接觸和談判的好勢頭。1935年，國民政府通過幾條渠道尋求同中國共產黨秘密接觸和談判。這幾條渠道是：派人去蘇聯，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聯係；通過宋慶齡與陝北中共中央聯係；從南京通過諶小芩直接與中共北方局、上海臨時中央局聯係。這幾條渠道溝通了國共兩黨的聯係，雙方在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條件上，互相試探，了解了對方的意圖。雖然尚沒有涉及到實質性的問題，但為雙方的會談做了準備。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任命潘漢年為談判代表前往上海，直接與國民黨方麵的陳立夫會談。潘漢年隨身攜帶4個重要文件：即周恩來於9月22日寫給陳立夫、陳果夫的信；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張聞天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毛澤東9月18日寫給宋慶齡的信。周給二陳的信中，批評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變之後，調胡宗南部入陝，阻撓紅二、四方麵軍出征抗日前線，要求二陳“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毛澤東起草的《協定草案》，闡述了兩黨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務，完成任務的步驟方法，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等等，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關於談判的指導性、綱領性文件。
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張衝在上海滄州飯店舉行初次談判。11月19日，潘漢年又到南京與陳立夫再次晤談，就雙方合作抗日的條件進一步作了商談。但是，由於國民政府此時是把中國共產黨的“聯蔣抗日”政策視為軟弱的表現，認為共產黨是為擺脫困難的處境才急於向國民黨妥協，因而談判的目的也是為了收編、瓦解紅軍，並且為配合談判加強了在軍事上的進攻，企圖消滅紅軍。結果，從1935年冬到1936年冬國共兩黨的多次秘密接觸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盡管如此，國民黨方麵表示國共談判不宜中止，不久，隨著西安事變的爆發與和平解決，國共兩黨的談判轉為公開。
在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更為實務的措施逼蔣抗日。毛澤東曾先後致函宋慶齡、蔡元培等國內70多位知名人士，呼籲他們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聯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實力派共同逼蔣抗日，如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山西的閻錫山，兩廣的李宗仁、李濟深、陳濟棠，四川的劉湘、劉文輝，雲南的龍雲，華北的馮玉祥、傅作義、宋哲元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收到顯著成效。國民黨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和西北軍總司令楊虎城，最早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並在西安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使中國局勢為之一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