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1999年和2000年都是巴拉克的總理競選對手之一，但在當時，他還是偵察營裏一名23歲的中尉。那天夜裏，他和另一名年輕軍官奧馬爾少尉有事外出，當他們在深夜1點回到基地時，都呆住了。內塔尼亞胡說：“我們回到基地，見那裏空無一人，就像是有人進來把部隊連鍋端走了一樣。後來門衛告訴我們發生了劫機事件，他們都去盧德了。”兩人立即跳上車直奔機場。等他們趕到時，突擊隊的名單已經確定了。奧馬爾立即去纏住了巴拉克，反複要求進突擊隊。另一邊，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和他的哥哥——上尉連長約尼·內塔尼亞胡也正在為加入突擊隊的事爭得不可開交（他們最小的兄弟伊多，內塔尼亞胡後來也參加了偵察營）。兩人都要參加，但又都勸說對方不要去。他們知道兄弟二人不應該都參加行動，否則很可能同時出事。巴拉克最後選中了本雅明。
——另一位匆匆趕來參戰的是24歲的中尉烏齊·達揚，國防部長摩西·達揚的侄子。烏齊是烈士子弟，他剛剛出生不久，父親就在以色列獨立戰爭中陣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規定，他可以不在作戰部隊服役，但是，他卻，或許是利用了伯父的影響——加入了總參偵察營。聽到劫機的消息時，他正患風疹待在家裏休養。
距被劫持的飛機幾百米遠的一座機庫內，恰好有一架正在檢修的以航波音707客機，巴拉克指揮突擊隊員利用這架飛機進行戰前模擬訓練，重點是在不引起恐怖分子注意的情況下接近艙門和應急出口。根據推斷的恐怖分子和炸彈在機內的位置，巴拉克為突擊隊明確了任務分工：
飛機的前門由預備役偵察兵伊契克負責，他後麵是副營長丹尼·雅托姆。左側機翼上的前應急出口由莫德海·拉哈米姆負責，他後麵是另一位丹尼。離前應急出口3米遠的左後應急艙門由奧馬爾負責，他身後的突擊隊員也叫丹尼。烏齊，達揚站在靠近機尾艙門邊的一架舷梯上，另一名偵察兵負責給他開門。
內塔尼亞胡、阿裏克以及兩名預備役偵察兵馬爾科和雅科夫為第二梯隊，負責突擊右側機翼上的應急出口。他們衝進飛機的時機要稍晚一些，以免遭到第一梯隊射向恐怖分子火力的誤傷。
排除炸彈的關鍵任務，由從左前應急出口衝入飛機的莫德誨·拉哈米姆負責。3年前，他曾單獨製服了3名企圖攻擊以航班機的恐怖分子。任務確定後，總參謀長埃拉紮爾走到拉哈米姆麵前對他強調：“莫德海，你一定要先排除炸彈！”
為避免誤傷人質，巴拉克下令各隊在進入飛機時不準用火力掩護，隻能在確認恐怖分子的位置後進行瞄準射擊。
與此同時，維克多·科恩還在與劫機者進行馬拉鬆式的對話。恐怖分子允許利維機長和機械師出去檢查飛機狀況。不一會；兩人向薩尼納證實飛機已經無法飛行了。後者要求把飛機拖進機庫檢修，又要求讓紅十字會的代表在場監督。這個要求因為會打亂突擊計劃而被科恩用各種理由拖了下來。
“他們威脅了幾次要炸飛機，”科恩回憶說：“但我知道他們想活著。每次我都得編一套不同的謊話。我說按照名單找被關押在各處的巴勒斯坦人很費事，過一會兒又說我們是法製自家，在拿到總統的赦免令前不能放人。至於紅十字會的代表，我說他不在城裏，我們正在找他。可他家裏人說他去巴利亞了，我們已經派人去那兒了等等。”
科恩的絮絮叨叨起到了預期的效果：隨著時間越拖越長，4個恐怖分子終於開始變得神經質了。有幾次，那兩個女人擺弄著炸藥的開關，宣稱要炸掉飛機。但有時恐怖分子又表現得寬宏大量，他們本來禁止機組人員向旅客提供服務，但有幾次他們忽而又同意向旅客提供食物和水，還幫著空中小姐給旅客送水。哈爾莎甚至用希伯來語和人質談話。一名旅客說，哈爾莎曾走到他跟前，給他講起自己小時候的故事。
科恩回憶道：“從半夜開始，恐怖分子就不再重複他們的要求了，我估計他們的威脅都隻是虛張聲勢的恫嚇。很明顯，他們現在希望的隻是能活著離開以色列。”
星期二黎明，5時30分，紅十字會的代表到了機場。3個小時後，比利時負責中東事務的外交部長助理也趕到機場，他帶來了比利時政府的建議：用100萬美元換取人質，恐怖分子拒絕了這個建議。中午，一名紅十字會代表被派到飛機上，監督更換通信係統的蓄電池。他回到機場主樓時，帶來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機長利維。利維在一天之內看上去老了很多，眼中布滿血絲，製服皺皺巴巴，領帶鬆著。恐怖分子讓他帶來了一個炸彈的模型，似乎告訴以色列人他們會來真的。
心情沉重的利維要求以色列人不要采取軍事行動。達揚和其他人商量了一會兒後告訴他，以色列“將按名單釋放那些巴勒斯坦人”。利維用無線電把這個消息通知了劫機者。劫機者同意，一旦達到目的就釋放飛機上的婦女和兒童作為交換條件，他們要求提供食品和水，並給飛機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