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什麼槍打什麼仗
我們用兵的主張。可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
在上麵引到的這句話的後麵,朱德解釋說:"第一句話是根據部隊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各種條件。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這幾句極為淺顯明白的語言蘊含著豐富深邃的哲理,"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幹軍事家在這裏栽過筋鬥的。而我們過去有些犯"左"傾幼稚病的同誌,也恰是不懂得這種道理。""有什麼槍打什麼仗",講的是我情。打仗除了"知彼"外,最重要的就是"知己"。故古人雲:"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可見知己的重要。
無論是"知彼"還是"知己",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實事求是。中國民主革命曆史上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者是誇大或縮小革命力量,因而也都不可能正確地指導中國革命。
右傾機會主義者對形勢和革命力量總是持悲觀的估計。如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取消主義,反對武裝鬥爭,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主張等待將來資本主義發展了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再如1929年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二月來信"),由於沒有正確地分析全國政治局勢,"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信中看不到軍閥混戰的事實和革命高潮必然要到來的趨勢。
朱德目睹最多的還是"左"傾路線對革命的危害。他經曆過1927年盲動主義統治、李立三"左"
傾機會主義統治和王明機會主義統治三個時期,親身感受到"左"傾路線不懂得"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這樣淺顯的道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左"傾盲動主義看不到革命形勢正處於低潮,不顧主觀力量的弱小,卻要手持梭標的農民到處暴動,攻打中心城市,"造成一省或幾省革命勝利的局麵"。結果使革命力量遭致很大損失。
再一次是李立三路線統治時期。1930年上半年,李立三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沒有看到整個力量對比仍然是敵強我弱,過高地估計革命力量。指示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結果使黨和紅軍付出了更為慘痛的代價。
最為嚴重的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他們對革命力量的估計已遠遠超過實際情況。且看1932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中的估計:"國民黨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農與蘇維埃運動的力量是增長了,強固了。紅軍成了極大的堅固的力量,蘇維埃政權統治了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與遊擊隊的發展,造成了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的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因此開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結果可想而知,中國革命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對這些有著親身感受的朱德尖銳指出:教條主義者,完全是洋教條,"不了解自己家務有多大,硬幹硬拚","使革命受到嚴重損失"。他分析說:"別的不說,我們處在農村,身上子彈沒有幾顆,有什麼必要打大仗,打大仗又能打幾回呢?"道出了有什麼槍打什麼仗的真諦。
實事求是的做法就是根據已有裝備打敗敵人的戰法,不要脫離實際和可能去高談闊論,擺花架子。朱德很精辟地指出:"當早年我們軍隊僅是步槍加梭鏢大刀時,我們即研究如何根據這個現有條件去下決心,去決定戰法,那時我們對著這樣的軍隊不去高談機械化兵團的戰術。"對同一個敵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打法,這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力量來決定。如與國民黨軍作戰,當紅軍處於幼年時期時,其主要戰法是遊擊戰,而到後來有了一定規模的發展和裝備後,則轉變為運動戰為主。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主要進行的是運動戰,當解放軍已有能力進行攻堅作戰時,則毫不猶豫地進行城市攻堅戰。
朱德指揮進行了解放軍第一次攻克大城市---石家莊的戰役。對此,他總結說,這是由於準備充分,條件具備。從攻城物質準備來說,就是炸藥的普遍使用和炮兵的使用。炮、炸、步協同,攻克了石家莊。在當時條件下,如果沒有炸藥和火炮,要攻克石家莊這樣的城市是不可能的。1932年紅軍攻擊贛州城所以失敗,缺乏的正是炸藥和火炮這樣的攻城裝備。條件變了,戰法不變,是僵化;條件不具備,盲目硬幹,是盲動。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有什麼槍打什麼仗,有多大的力量辦多大的事。
二、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
要看清對象,是什麼敵人就打什麼仗。打小敵、弱敵,可以用比較簡單而直接的辦法;但打大敵、強敵,必須定出係統的鬥爭方針,戰鬥開始必須懂得擺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