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書籍的輸入，尤其是佛教經卷的輸入，使西夏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在與宋朝交往的過程中，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必然促使印刷業的出現。到了崇寧以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學術文化也出現了相對繁榮的局麵，西夏建立自己的刻版印刷業便勢在必行。其實，西夏的印刷業，就是在崇寧統治時期發展起來的。
首先，西夏在接受印刷術的同時，也仿照宋朝的體製設立印刷管理的專門機構。據仁宗天盛年間（1149-1169）頒布的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10卷《司次行文門》記載，西夏的中央官製分為五等（五品），五品都設有若幹司。第五品所轄就有刻字司、造紙院等。刻字司作為中央政府機構管理印刷事業。西夏的印刷術引進較晚，卻發展很快，印刷技術已達到與宋、遼、金相抗衡的程度。造紙院，管理造紙手工作坊。西夏一麵在同宋朝的貿易中輸入紙張，一麵又從宋朝引進工匠和造紙技術。到仁宗時，西夏的印刷業已發展到極盛。
其次，是西夏印刷業的空前發展。佛教經卷的印刷，是宋朝印刷術繁榮和發展的重要途徑；印刷的書籍，大量的仍是佛經。西夏接受中原文化的印刷品，初期主要也是佛經。在發展西夏印刷業的過程中，也是借鑒了宋朝這種行之有效的方式，走一條與宋朝印刷業發展同步的路子，就是在西夏印刷術發展起來後，印刷的書籍，重頭也是佛經，依舊分漢文與西夏文等版本印行。佛經在西夏印刷業中占有很大比重。其原因之一是西夏統治者信奉佛教，重視寺院建設、經常舉行佛事的緣故。
據史書記載，1189年（乾祜二十年），仁宗在一次法會上施印漢文經15萬卷。在所施印的《觀彌勒上升兜率天經》施經發願文中有“鏤板斯經”的話，更能說明西夏刻印佛經的能力極強。仁宗朝乾祜年間）（1170-1193）是西夏刻印佛經的最盛時期。在賀蘭山佛祖院雕印了全部漢文大藏經版。
除佛經外，一是字書，即西夏創建的自己的文字。文字的創建，是發展印刷業的第一步；西夏印刷業基礎的奠定，就是西夏文字的麵世。因此，字書的印刷出版，自然是十分風行的事。從民族交往、文化繁榮的角度看，字書的出版印行也是其必然。骨勒茂才在其《番漢合時掌中珠》一書的序文中說：“不學番語，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情。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雖是從學習語言、促進交流方麵說的，而這一做法的客觀作用，卻是極大地推動了印刷出版業的發展，先後有以聲母分類的西夏文字典《音同》、以韻母分類的西夏文字典《文海》《五聲切韻》《文海雜類》《三才雜字》等字彙、字典和字韻表的印行。這些都反映了西夏雕版印刷技術的發達，尤其是《五聲切韻》一書，是仿宋人司馬光的徹韻指掌圖》編纂的西夏字韻表；還有以西夏文、漢文音義對照雙解辭典《番漢合時掌中珠》等。由此可見，宋朝對西夏的影響，不但在印刷術本身，也體現了對印刷內容方麵的直接影響。
二是儒學著作，儒學著作是西夏各級學校學生的主要學習內容。西夏建國初期，主要是從宋朝購進漢文儒學書籍，當西夏接受和掌握了印刷術後，即著手將儒學著作陸續翻譯成西夏文印刷出版。在內蒙古額濟納旗西夏黑水城出土的印刷品中，就有《孝經》《類林》《論語》《孟子》等西夏文譯本。
三是曆史、政治及兵書類。西夏立國的過程，戰爭是其伴生物。或者說，西夏是在不斷的戰爭環境中發展和生存的，因而非常重視曆史、政治類，尤其是兵書的翻譯和出版。據有關資料載記，現存的西夏文兵書的譯本有《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黃公石三略》《孫子傳》等。這不僅反映了西夏對軍事思想建設的重視，也可從中看出西夏軍事思想的形成，在接受和借鑒中國曆代軍事典籍的淵源及其發展的程度，也是受漢文化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麵。政治、曆史類的譯本有：《三國誌》《十二國史略》《貞觀要文》《貞觀政要》節譯本）、《類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