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殷墟的15次發掘所累積的史料，在中國史學史中可以說是空前的。李濟通過對殷墟發掘物，如陶器、青銅器、石器、玉器及建築遺存、獸骨人類體骨的分析和研究，高度評價了這批資料的價值：“（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實性及其在中國文字學上的地位。（2）將史前史的資料與中國古史的資料聯係起來。（3）對於殷商時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階段，作了一種很豐富而具體的說明。（4）把中國文化與同時的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聯係，證明中國最早的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發展，實在承襲了若幹來自不同方向的不同傳統，表現了一種綜合性的創造能力。”
1933年，李濟撰寫《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就截至第四次發掘所發現的矢鏃、句兵、矛、刀與劍、斧與锛作為用器和武器用的銅器分別做了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結論：（1）青銅業至殷已鼎盛，大約來自南方，殷文化中不少來自南方的成分可為佐證。（2）形製來源較複雜，如空頭斧與矛大約全為西方式，但句兵卻為中國產，大部分禮器為中國分明。（3）殷商時中西關係正如仰韶時代，中國接受西方一部分文化，但加了濃厚的地方色彩。（4）殷商前，仰韶後，黃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種相當於歐洲青銅早、中期和中國夏及商前期的青銅文化，尚待發現。
李濟從小屯出土的一些器物上斷定，殷代甚至更早時期，中國就已經與外部世界有著多方麵的接觸。他將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陸續在華北一帶出現的文化現象分作14類，明確為本土發明的有：骨卜與龜占、稻黍的種植、水牛的馴服、蠶桑的出現與發展，青銅業中大部分禮器與若幹武器；顯然是外來或受外來影響的有：鑄銅業、車戰、以人殉葬、小麥；尚難斷定來源者：水牛以外家畜的豢養、版築的營造方式、文字的開始、製陶技術、埋葬風俗、村落組織。特別在青銅器中，有帶插口的斧和矛頭；在陶器中，有喇叭形及圓底的罐；在石器中有字形的斧和鑿子。所有這些都是文化移植的結果，說明中國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同周邊地區有了交往。因此，他說：“殷商時代的中國文化……發展的背景，我們認為是一種普遍傳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這種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築了一種偉大的青銅文化。而青銅文化本身卻有它複雜的來源，這些來源中，有一部分，我認為是與兩河流域——即中央亞細亞有密切關係的。若是我們把歐、亞、非大陸在最近1200萬年所經過的變遷，及動植物移動的曆史弄清楚了，這一現象可以說並不奇怪。史學家研究這一階段文化，所麵臨的最要緊的問題，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與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同時要把若幹不能理解的成分，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這些問題，在我看來，需要更廣闊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比較研究。”
李濟在殷墟青銅器、陶器、藝術花紋研究上，指出殷商文化與亞洲中部、西部同時的古文明之間的若幹類似性，由於忽視了曆史的北方，我們民族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他舉出兩個例證，一是從侯家莊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槨頂一種“肥遺”怪獸圖案，另一種在木雕殘片中發現的母題是一對老虎的圖形，都源於美索不達米亞，稱這是“中國在紀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時期和西方文明接觸的最有趣的證據，是從陶器的形製上得到的。同樣的也在傑姆德納刹（JemderNasr）和莫汗久達魯（Mohenjo-daro）地方發現過。將商代陶器和近東中東的形製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很多甚為相像的例子；但李濟以為這一個是說明文化接觸無可置疑的範例。在相隔這樣遙遠而且互異的世界的兩端，能獨自發生結構如此相似的器蓋，是難以想像的。”說明至遲在殷商時代，中國與遠在兩河流域的西方民族間似已有著文化上的接觸了。李濟強調殷商文化是一種多元複合文化，不是單純的古代中國文化，而是本土、西亞、南亞文化的複合體，見解獨特，給人以無窮的啟發。他把中國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裏而來研究的態度，是他所主張的人類學派古史觀的一個重要成分。
當我國考古學步入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現代考古學家是這樣評價李濟先生當年在西陰遺址發掘過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與他們首創的“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的：西陰村發掘“是我國近代考古學開始的標誌”，“這個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細致和精密的多”“‘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至今仍在考古發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據土色及每次所動土的容積定分層的薄厚，的確是現代考古學中地層學的精髓”。當年，清華研究院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成功合作，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者張光直這樣評價李濟先生：“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眼光並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任何的讓步”。西陰村的實踐為中國考古學對外樹立了一個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