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章 吳澤霖與中國人類學(1)(1 / 3)

李然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國青年學子遠赴歐美,受教於世界著名的人類學大師,接受了較為完整的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的正規學術訓練,初步形成了以後中國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發展的基本陣容。這些中國人類學的先驅者們回國後,即開始了人類學在中國的宣傳和普及推廣工作,他們或開辦講座,或設立課程,或撰寫文章,向知識階層和社會各界介紹這一新興學科。中國人類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出現之後,在短時期內得到迅速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益於這批已經掌握了國外學科發展的最新狀況的學者,他們既進行科學理論的思辨,又積極從事田野調查工作;既介紹國外學術思想和理論流派,又加以分析和綜合,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學術對話,推動了學科體係的建立。其中,吳澤霖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對中國人類學發展影響深遠的學者之一。

一、 吳澤霖生平簡介

吳澤霖教授是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和教育家。吳澤霖教授對我國人類學、社會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澤霖,江蘇常熟人,生於1898年10月28日。他自幼聰穎勤奮,14歲時便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1922年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先後在威斯康辛大學、密蘇裏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習。1927年,吳澤霖以他的博士論文《美國人對黑人、猶太人和東方人的態度》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在留美學習期間,他除主攻社會學外,還係統學習人類學、統計學、心理學、市政學、哲學、政治學和美國史等,為後來從事跨學科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

同年,吳澤霖遊學歐洲,考察了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社會情況。回國後,任教於上海大夏大學,先後兼任上海大夏大學社會學係教授、係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等職,主要從事社會學研究。20世紀三十年代,他還先後兼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社會學係主任,上海暨南大學海外文化事業部主任、教務長等職。抗戰期間,吳澤霖隨大夏大學內遷貴陽,開始了八年的艱苦流亡生活,但從此也揭開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學術轉型——他的學術視野開始投向少數民族。1941年,因貴陽遭日軍空襲時吳宅被毀,吳夫人病亡,吳澤霖先生辭去大夏大學教務長職務,接受清華大學聘請,應邀到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期間曾主持昆明譯員訓練班。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吳澤霖隨清華大學遷回北平,任社會學、人類學教授兼教務長和人類學係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院係調整,社會學係被取消,吳澤霖調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1953年調往西南民族學院任教,並主持籌建了該校的民族博物館。1956年,黨中央為了尊重人才,使各專業人才工作對口,委派吳澤霖先後主持中央民族學院和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領導的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組的工作,具體負責貴州地區的調查。他欣喜地接受任務,以花甲之年不辭勞苦,和費孝通等一起深入貴州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隅調查探訪。1958年秋調北京民族文化宮參加籌建工作。1960年調回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文革”期間,吳澤霖教授遭受到了殘酷的迫害。

1978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吳澤霖落實了政策,回到了北京。恢複工作後,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並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1981年他被南開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1982年,根據他自己的誌願,調任中南民族學院教授,直至他去世。此間,他還於1985年被貴州民族學院聘為兼職教授。當時中南民族學院正值複校革新之極,急需專家支持,誠意聘請吳澤霖前往武漢任教。他這時已年逾八旬,但仍懷著如當年支持大夏大學一樣的心情,來到了炎夏酷熱的江城武漢。來到中南民族學院,是吳澤霖人生的最後一站,也是他的事業最為輝煌的時期。早年,他就強調民族博物學的重要性,一心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學博物館。並曾到日本和西方國家參觀其規模巨大的民族學博物館,而民族學博物館在我國還是個空白,為此他深感遺憾。來到中南民族學院後,他又重新提出這一建議,經上報中央終獲批準。吳澤霖親自參與設計和審查圖樣,終於用5年時間,在中南民族學院內建成我國第一所民族學博物館。其建築形式采用民族風格,精致典雅。此館落成後,曾邀請日本及西方國家學者專家前來參觀,贏得一致讚揚。

1987年,吳澤霖以89歲高齡光榮地加人中國共產黨。適值這年又是他執教60周年,雙喜臨門,曾轟動一時。尤其因他是一代宗師,當世名儒,在垂暮之年人黨,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中激起層層波瀾,影響特別深廣。

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湖北省社會學學會、中南民族學院共同舉辦的“紀念吳澤霖執教60周年和90誕辰的慶祝大會”上,賀客如雲,賀函、賀電交馳。他的親朋、門生等,如雷潔瓊、錢偉長、費孝通、周培源、謝冰心等,均來電祝賀。至於門下弟子,遍布五大洲、不計其數。湖北省省長以及各有關部門領導人均親臨致賀並參觀了吳澤霖的學術著作成果展覽。在答謝宴會上,吳澤霖致謝詞中有一段話十分精辟,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