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是人類學學科發展的基石。開展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是中國早期的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在中國民族學學科創建之前，中國學者對於民族學的實地調查缺乏足夠的認識，也沒有掌握民族學的田野工作方法。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前，雖然已有了一些有關中國民族調查、采風的著述，但大多比較膚淺。中國學者正規的民族學調查，應始於蔡元培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1929年4月，新到任的民族學組專任研究員淩純聲和專任編輯員商承祖赴東北地區進行滿——通古斯語族的民族調查，調查地區包括吉林、黑龍江、遼寧三個省份，重點在鬆花江下遊地帶，曆時3個月。調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淩純聲整理編著的長篇民族誌著作——《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淩純聲將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中國民族學事業，為人類學中國化嘔心瀝血，功績卓著。在人類學中國化的前進道路上，他邁開的第一步正是進行鬆花江下遊的民族調查，他為中國民族學樹立的開創性的曆史豐碑正是《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這部1934年發表的《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南京），在內憂外患的30年代，恐怕是中國人自己對東北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的唯一成果。日本著名的民族學者泉靖一曾提到3部關於赫哲族的民族誌著作，其中，一部是俄國羅巴丁寫的，一部是美國的拉鐵摩爾寫的、再有一部就是淩純聲寫的，並認為淩純聲的《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是非常出色的調查報告”。除此之外，淩純聲還是正式使用“赫哲族”族稱的第一位民族學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進行民族識別，確認“赫哲”為正式民族族稱起到重要作用。
在學術地位上來說，淩先生的《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一書可謂是本挑戰權威的著作，在提出“現代中國研究民族史的學者，大都是上了歐洲漢學家的老當，毫不置疑地相信：今之通古斯即為古代的東胡。”之後，進行了詳細全麵地論述與駁斥。由此可見，1929年以前，國外學者對於赫哲族已有不少零散的論著。淩純聲留學法國，有紮實的外語及專業基本功，對國外有關中國東北民族調查研究的外文文獻十分熟悉。《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一書雖以調查資料為主，但也沒有忽略對國外研究著述的清理。當然了，挑戰權威的勇氣在於實力。淩純聲敢於堅持己見，一方麵是他熟知國外文獻，另一方麵在於作為中國學者，具有本土優勢，即擁有過硬的古漢語文獻功底。他駁斥謬說，使用的是大量經過考證分析的中國曆史文獻，自先秦古籍，至清末曹廷傑實地記錄的《西伯利亞東偏紀要》及近人著述，共引用119種之多。可以說當時所能見到的相關資料，搜羅殆盡。中國與西方的民族學研究有個很大的不同之點，就是有大量豐富的曆史文獻記載，這也是中國民族學得天獨厚的一個優勢。不重視包括漢文和許多少數民族文字記載的文獻，就不可能真正摸準摸清中國各民族的曆史和文化。早期進入中國做調查研究的國外民族學家，都爭做漢學家，都是從力求把握文獻記載開始。淩先生的這本書視野開闊，運用了比較分析的手法對赫哲族進行闡述和研究。赫哲族雖然人數較少，比較集中地分布在三江流域，但赫哲族的曆史悠久，在族源上不僅與通古斯古代民族有密切的淵源關係，還吸收了古亞細亞語族民族以及蒙古人、漢人成分，因而在文化上既有本族的鮮明特色，又有多樣的交融性。從本書可以看到，赫哲族與吉利雅克人（Giliak，分布在俄羅斯遠東，今稱尼夫赫人Nivkhs）有許多文化上的共性，他們“世有魚食（Ichthyophagy）民族之稱”，“衣魚皮”，動物圖案藝術相似等等。對於赫哲族信仰的薩滿教，淩純聲在本書中有詳細的記述。同時，與西比利亞（西伯利亞）各民族信仰的薩滿形式、器物進行比較，分析同異。淩純聲調查赫哲族文化，不是單純地記錄，而是以開闊的視野，進行比較分析，使讀者能從宏觀上更深刻地體味赫哲族文化價值。淩純聲既重視實地調查，又重視曆史文獻，將民族學和民族史緊密結合起來，是他進行民族學調查研究的一大特色，這在他第一部重要調查報告中充分地體現出來，為以後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調查研究樹立了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