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奕
在英美的學術傳統當中，考古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四大組成部分之一，是通過科學的考古發掘手段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來探尋古文化。盡管人類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但在其短短的發展曆程中卻演化出多個理論派別。考古學就是在人類學理論的滲透下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並與人類學理論的發展交相輝映。
從近代考古學的產生到近幾十年來名噪世界的新考古學，考古學產生、發展的過程一直受到社會文化人類學理論的直接影響，客觀上促進了西方考古學理論的發展，也帶動了考古學技術、方法的進步，最終深化了對考古學遺存中的社會文化的認識。考古原本不是中國本土的學問，它是隨著20世紀初期“西學東漸”的熱潮傳入的。但是，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核心的近代考古學的技術和方法傳入我國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上再度長期隔絕於歐美人文學術之外，包括人類學、民族學上的一切合理內涵。雖然建國以來大規模的田野考古工作相繼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從史前到曆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時空空白基本上得到填補，一係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示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成就，精細的地層學與遺跡處理技術在國際考古學界堪稱領先，新中國的考古學被譽為“黃金時代”。但是，從總體上說我國考古學陷於傳統史學的框架中，主觀上排斥考古學與人類學、民族學理論的溝通，直接造成考古學理論的匱乏和考古學文化認識層麵上的單一性。“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有一位著名學者深刻認識到了這一理論上的缺陷，提出中國的考古學迫切需要建構新的現代考古學的理論框架，主張把考古學與人類學的整合引入到對中國豐富的史前考古材料的研究當中。這一舉動不僅引發了中國考古學史上的第二次“西學東漸”的熱潮，而且也為西方打開了一扇認識和了解中國文明的“窗口”。這位學者就是近代享譽海內外的世界著名美籍華裔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
一、生平介紹
張光直（Kwang-chihChang）（1931～2001），原籍台灣，為台灣新文學健將張我軍哲嗣。1931年4月15日生於北京，2001年1月3日柏金森病病發在美國麻塞諸塞州病逝，享年70歲。
張光直早年曾經在四六事件中被逮捕，後來獲釋。1950年考入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係（當時就如此稱謂），1954年畢業，受業於著名的發掘安陽殷墟的學者李濟先生，其學士論文主要是對龍山文化進行探討。1955年負笈留美，入哈佛大學人類學係進修，跟隨莫維斯（H？MoviusJr．）、克羅孔（C？Kluckhohn）、魏利（G？R？Wiley）和瓦德（L？Ward）等人學習，完成了研究生的課程，於1960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61年至1977年間曾曆任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係講師、助教授、副教授、教授、係主任等職。自1977年起，在哈佛大學人類學係任教授，從1981年至1984年擔任係主任和從1986年至1989年擔任東亞研究安理會主席，還兼任皮保得博物館的館員和約翰？哈德遜研究所（J？E？HudsonResearch）考古學講座教授以及許多學術研究組織的成員。1974年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80年獲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1987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學位，並擔任廈門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幫助建立了“台灣史研究所”。一直以來，他還保持與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長期合作關係。1994年更是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主持日常的學術事務。在擔任副院長期間，他負責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整合和發展工作，曾於民國五十八年（1970年）和六十一年（1973年）回台灣主持“台灣史前史研究”和“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際研究”兩項大型研究計劃，為台灣古代曆史文化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台灣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張先生的研究專長為考古人類學，在美國任教三十多年間，一直致力於考古學理論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並且從1951年開始，就參加了田野考古工作，除了大陸和台灣的田野考古以外，還參加過北美和法國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獲得了由人類學外交協會頒發的傑出服務獎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露西沃頓獎章。1996年，先生還獲得了由美國亞洲研究學會頒給的傑出貢獻獎。
張先生運用現代考古學的方法和數據，對中國上古時代的曆史和文化有極為深入的研究。曾先後出版專書十餘本，論文一百多篇，他的許多重要作品都是用英文發表在美國的，其中有些已經被譯成日文或韓文，國內近年也有中文版本陸續被譯成和出版，如《考古學——關於其若幹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再思考》、《美術、神話與祭祀》、《商文明》、《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二集）等等，深受國內讀者的喜愛。其中《古代中國考古學》（《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一書是世界範圍內影響巨大的考古學教材，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國上古時代曆史文化的最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