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我虛度75歲，與詩結交近六十個年頭了。回憶起來，有兩段時間我與詩患難相交，真正到了狂熱的地步，詩成為我的第二生命。
1941年和1942年，想奔赴陝北未成，卜居在天水城外北山的一座古寺萬壽庵裏，青燈黃卷，很像萊蒙托夫憐愛的那個追求自由世界的童僧，經曆了一段死寂而又躁動不安的生活。詩成為我反抗命運的救星，企望能在創作的夢境中解脫苦難，心靈得到撫慰。在後漢將軍李廣故裏的一片樹林裏，寫下了《鄂爾多斯草原》、《智慧的悲哀》（詩劇）等長長短短的幾十首詩。詩似乎也哺育和激勵著我的身軀，由一米六猛長到一米九十以上。
另一段時間是“文革”後期1971年到1974年，管製放鬆了，成天幽靈般遊蕩在日漸空茫的文化部幹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難，反芻人生，詩突然地從心中覺醒和衝動上來。並不是我清醒地立意要把詩找尋回來，是詩如鍾錘般撞醒了我，敲響了我。這時才感知有一個詩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閉在我的心裏，幾十年的人世滄桑並未把我和詩拆散。此刻回憶一下，不是我返回到孤獨的內心世界，而是異常堅定地進入了世界的內心。麵對著荒誕和罪惡，我和詩一起振奮和勇敢了起來。我變成了一隻衝出鐵籠的飛虎，（《華南虎》結尾部分的那隻虎），詩是扇動著的翅膀。
再閉目沉思片刻，發現上述的兩段時間，我的生活狀況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處：孤獨、鬱悶、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現了非常空曠的地帶，恬得很單純、自在。“文革”後期的這種自在和單純，是經曆過幾十年的苦難生涯才到達的境界。這自在單純與柏年代初的那個單純有本質的差別。在萬壽庵》居時，我不到20歲，當時的單純跟簡單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種單純的生命狀態。經過30年的苦煉，對人生、曆史、世界以及詩，有了比較透徹的理解和感悟，才獲得淨化之後的透明般的單純。如果回避人生苦難，不是經受人生，絕達不到這個境界的。因此，我一直不欣賞甚至討厭“直麵人生”這個詞，“直麵”並非投入其中，僅僅是個不及物的動態。
二
在湖北鹹寧文化部幹校，我生活了五年又三個月。
最初兩三年，從事繁重的勞役，後來稍稍清閑點。一個人住一問屋，取名“汗血齋”，在雜記本上草草地記下不止五六十首詩，我在給張洪波的一本隨筆集《擺脫虛偽》撰寫的序文中談到了當時的狀況。1984年出版的詩集《溫泉》中收了二十幾首，隻一半的樣子。這次刊出的八首詩，不記得當時編集子時為什麼沒有收入，顯然不是刪汰，多半是以後才整理出來的，來不及編入了。後來竟然將它們忘了，一堆原稿一直擱在書櫃的一個角落，其中還有三首長詩的草稿。非常對不起這些跟我一同受過難的詩稿。去年韓國釜山東方大學的金龍雲教授和他的兩位助手，在社科院文研所劉福春的協助下，譯編我的“詩全編”，準備在韓國出版。我當然十分高興。但是我的詩要想找全，難度極大，柏年代已發表的多半難以找到了，回想一下，那些詩（至少有上百首）大都寫得幼稚，膚淺，散失了並不可惜。但是寫於“文革”後期的這些在苦難中慰藉過我的汗血詩，卻萬萬不可忘在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