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給鄭敏的信中說，在創作中語言和我是一種互動的關係。有時心心相印，雙方融洽無間，詩生成得痛快極了，有時語言跟我閹別扭，非得聽從它不行。也有這樣的情形，我和語言在一個共同的夢境中仿佛聽到一聲遠方的召喚，望見了一片美景，情不自禁地擁抱了起來，神助似的寫下了意想不到的幾行詩，使整首詩改變了命運。譬如《鹿子》那首詩的最後兩行，就是寫著寫著自自然然地不知不覺地突然間冒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呼叫，得救一般錄下了兩行神來之筆，救了麂子，也救了我，才完成這首詩。麂子和詩企待著這兩行詩來搭救。我今生今世感激這兩行詩：
哦，麂子
不要朝這裏奔跑
記得寫下這兩行詩，我如誕生的嬰兒啼泣了許久。“我”並不僅僅是作者，“我”也是麂子，“我”也是詩。
還有一首詩，命運更苦，它就是《我的窗外有三棵樹》。
本來原稿最後還有兩行詩：
樹早已枯死
為什麼不把它斫掉
在《文彙月刊》發表時，刪去了這兩行。不記得是我刪的，還是編者刪的。當時有顧慮，生怕引起某種帶有政治性的敏感。但是刪掉這兩行詩，無疑把這首詩活活地憋悶死了。如果另編詩集時，一定把這兩行詩恢複，讓這首詩吐出憋了多少年的一口悶氣和冤氣。這首詩寫到最後，並不是我別有用心地要寫下兩行“天問”一般的詩句，而是語言逼得我非這麼寫不成，否則我就背叛了詩。為了刪這兩行純正無邪的詩，我懺悔一生。我這一生，也許就是為了把刪去的都補上才寫詩。但我無法補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