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問題。某某同誌為了證明艾青、田間不能算作“七月詩派”時說，“七月派既然是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把艾青、田間算作七月派，無異於說他們是在胡風、阿壟、舒蕪的理論影響下寫詩的。”這個命題，我以為違反了文學常識。在中外文學史上，沒有任何有成就的作家是按照什麼先驗的理論來創作的。不但艾青不是按照什麼理論寫作，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創作也不是先受什麼理論影響而後寫作的。回憶起來，我就不是看了胡風的理論，看了七月派“綱領”（即使有的話）才寫詩的。胡風作為文學理論家，他本人就首先反對這種創作方法。事實是，當時的一大批文學青年看了艾青、田間的作品，看了胡風編的《七月》、《希望》，在那樣的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受到感染，引起共鳴。那個影響是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不但影響了他們的創作，而且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人生道路。記得艾青同誌談過，當時的華北暇大讓新到解放區來的青年填表：“對你思想起很大作用的有哪幾本書，有哪幾個人？”不少人填的艾青，魯煤填的就是艾青，這就是詩的“影響”。但是，這樣說，我並不想貶低文學理論的重要性。如果把文學作品比作有生命的活體，那麼文學理論就應當是與這種精神生命有關的生理學或病理學，這就是說，藝術生命從來隻是作家，藝術家本人固有的，而不是任何科學理論所能賦予的，理論隻是培養、促進、提高一個藝術生命，而不能憑空製造它。真正的科學的理論，應當是用科學的語言把作家在實踐中形成的創作方法加以分析，加以歸納，加以修正，加以提高，反過來從美學的高度來幫助作家更充分地發揮他固有的藝術才能，更健旺地促進他固有的藝術生命；另一方麵，作家接受文藝理論的影響，也決不是被動的，而隻有在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創作實踐中印證了那種理論，才能把它化為自己的血肉，並堅定了自己的創作信心，更好地為革命事業發揮自己的才能。這個過程決不是某某同誌所說的那樣簡單。
此外，從曆史事實來說，艾青是1940年末或1941年初到解放區的，阿壟、舒蕪的理論文章最早是登在1945年1月出版的《希望》上，而艾青並沒在《希望》上發表詩，根本談不到受阿壟、舒蕪理論的影響。至於胡風的理論（下麵還要談到），我認為那裏麵對詩確有真知灼見，這是今天的批評家可以審核的；但更重要的是，他通過辦刊物，選稿貫徹自己的美學觀點、理論主張，通過刊物上的作品影響了讀者。以我為例，我當時是個十七八歲的小青年，對於《七月》、《希望》上的大塊理論文章，往往看看就放下了，或者是沒有興趣，或者是看不大懂。所以，我認為，胡風以及阿壟、舒蕪的理論與“七月派”的形成不能劃等號，不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關係。理論不是直接地發生影響，而是曲折地對作家的創作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我說不大清楚，隻擺出事實和不成熟的意見，希望關心這個問題的理論工作者給以指導和批評。
第五點，某某同誌說：“《白色花》的序文說作者大部分是黨員，這不合實際。”我想，這是符合實際的，《白色花》作者沒有包括胡風、舒蕪（某某：我是指的“七月派”）。對於“七月派”，也可以這樣講。“七月派”的作家大部分是黨員，也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不重要，主要是看作品，艾青1941年初到抗日根據地以後寫的詩固然好，有新的內容，平反以後，寫的詩也很有革命的激情與藝術深度，用歌德的話說，這是他的“第二屆青春”。但我覺得，他最有影響的作品還是抗戰前後那五六年，即1935到1940年他風華正茂時候寫的詩，正是這些詩篇，而不是由於作者是黨員，影響了一代新起的詩人。這個看法對不對，也請廣大讀者、專家來指正。
第六個問題，40年代“七月派”是怎樣對待“九葉派”詩人的？某某同誌提出這個問題時，措辭之尖銳令人驚訝，這裏不必計較這個，但問題必須說清楚。某某同誌說，當時北平出版的刊物《泥土》有一段話攻擊“九葉”詩人很厲害，並以此作為“七月詩派”攻擊“九葉集”作者的例證。
但請調查一下，（泥土》並不是“七月派”刊物，更不是胡風編的。它是解放前北大、北師大等校一些大學生自己辦的。當時胡風在上海，後來到了香港，“七月派”的人大部分已到解放區去了。建國之前，我就沒見過這個刊物，但它上麵刊載了我的好多詩，解放以後我才初次看見《泥土》。
《泥土》的青年作者們為什麼要那樣“攻擊”“九葉”詩人？
我當然不十分了解，但我想，至少與當時嚴峻的政治氣候有關，那些作者們在政治上藝術性上是有他們的看法的。我今天隻想指出，《泥土》上的那段話，不是阿壟的話，也不是胡風、路翎的話。此外，當時上海還有一些刊物（不是“七月派”刊物），對“九葉”的個別詩人有過不少批評，有一次座談會用的措辭比《泥土>；更為強烈。最近我翻了一下當時那些刊物，上述評論一一俱在。我跟劉嵐山同誌談過這件事，他當時在座談會上也發過言，發言人大都是當年上海詩歌界的，可見當時文藝界有各種看法，而強烈批評《九葉集》作者的，並不是“七月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