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1）。王曰：“叟（2）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3）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4）？’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5）利而國危矣。萬乘（6）之國，弑（7）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8）。未有仁而遺（9）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章句上》（10）
【注釋】
（1）梁惠王：即戰國時魏國國君魏惠王，名罃，公元前369～公元前319年在位，死後諡號為“惠”。魏國都城原來在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因秦國的壓力，公元前361年魏惠王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故魏惠王也被稱為梁惠王。
（2）叟：老人家，老丈，古時對長者的尊稱。
（3）仁義：“仁”是儒家道德觀念的核心，為各種美德行為和諧的基礎。“義”，儒家學說中思想行為的範式標準。仁義的觀念是孟子學說中的核心概念，為《孟子》言說的樞紐觀念，是人行於世的最高理想。
（4）大夫：先秦時期等級名稱，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級。家，大夫的封邑，不是指家庭。封邑是由諸侯分封給所屬卿、大夫的田邑，其土地收入作為卿、大夫的俸祿，是古時分封製的基本形態。
（5）交征：相互追逐。
（6）乘：一車四馬為一乘，專指兵車。
（7）弑：以卑殺尊，以下殺上，古時稱為“弑”。
（8）饜：滿足。
（9）遺：遺棄。
（10）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是《孟子》首篇篇名。《孟子》共七篇，原無篇名，後人取每篇第一章中的前兩三字為篇名。東漢學者趙岐注釋《孟子》時，將每篇皆分為上、下兩部分，共計十四篇。趙岐還采用漢代經學中的“章句”二字，並為《孟子》劃分了章節，後人多從之。
【譯文】
孟子拜見梁惠王。惠王說：“老人家，您不遠千裏而來，可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高見嗎？”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為什麼一定要提到利益呢？隻要有仁義就夠了。大王口口聲聲地說‘怎樣才能有利於我的國家？’士大夫口口聲聲地說‘怎樣有利於我的領地？’士人百姓則說‘怎樣有利於我自己？’這樣一來，上上下下互相爭奪權益，攫取私利，那國家可就危險了。一個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中，以下犯上，殺掉國君的，必定是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中，犯上殺死國君的，必定是國內擁有百輛兵車的貴族。在萬乘之國裏，這些大夫擁有千輛兵車；在千乘之國裏，這些大夫擁有百輛兵車，不能說他們所獲的利益不多了。如果輕義而重利，他們不奪取更多的利益是絕對不會滿足的。從來沒有講“仁”的人會做出遺棄自己父母的事，也從來沒有行“義”的人會做出背叛自己君主的事。大王您隻要講仁義就行了，為什麼要把利益放在嘴邊呢？”
【述評】
義利之間的抉擇
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個國家：它西臨強大的秦國，東麵富饒的齊國，南向凶悍的楚蠻，北靠叵測的韓、趙，與秦、楚、齊三戰而北，連國君的太子都做了俘虜。這就是當時的魏國。在弱肉強食、狼煙四起的戰國時代，它的生存麵臨著何等巨大的危機。
沒有哪個國家會伸出無私的援手，沒有哪個臣子會力挽狂瀾。作為魏國國君的惠王已經意識到處境的窘困和艱難。他希望“卑禮厚幣以召賢者”引領他看到光明的前程，回歸曾經的光榮和夢想。這時候，一位老者姍姍而來，他就是孟子。
也許惠王急於擺脫國家的困境，而這位雍容的老者卻過於迂執，所以他們的談話並不十分投機，但卻擊中了人性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基本概念，即“義”和“利”。義利之辯從而也成了道德倫理領域的一個基本論題。
“急功近利”，還是“急公近義”？這是一個問題。曾幾何時，功名利祿、富貴權勢，這些世間輕浮的幻影，消彌了人生豐盈的道德底色；弄虛作假、形象工程，這些社會虛張的泡沫，遮蔽了國家進步的寬闊坦途。
雖然，功利可以滿足個體不竭的心靈欲望，功利可以給國家帶來期望的物質繁榮，但是缺乏道德基礎的個體與群體的發展卻如同聚沙而成之塔，勢必難以久長，如同空中始建之樓，貽害不可限量。“急功近利”，“重利輕義”甚至“見利忘義”，必將讓這個社會陷入欲望追逐的惡性循環之中。這些人性的弱點也必將成為西西弗斯的巨石，折磨著人類追求文明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