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漢：我所謂的“第一義的詩人”，指那些表裏一致堂堂正正的真誠而純潔的詩人。這樣的詩人很少，可以說是一種理想。帕斯捷爾納克大概算得上，還有裏爾克。有的詩人人不怎麼樣，但寫詩很虔誠，在詩裏淨化自己：二者的區別不那麼清楚，不能非此即彼絕對化。
曉渡：仍然是在這篇文章裏，您對布羅斯基引用的蒙塔萊的《終結》一詩表示了強烈的興趣，並認為詩中寫到的“傾盆而下”和“充分燃燒”是一個意思；可是詩歌作為語言藝術又極為講究節製和蘊藉，這裏似乎存在某種矛盾。您怎樣看這種矛盾，創作中又是如何把握的？
牛漢：所謂“傾盆而下”、“充分燃燒”並非指一瀉無餘的瘋狂狀態，而是指詩人調動他全部的生活和文化積累來寫一首詩。隻有無所保留才能充分燃燒，說到底是一個境界問題。一首平靜的詩是燃燒透了的平靜，這比暴烈還難。
有時一首詩看來直白透明，實際上醞釀了許多年。我寫《我是一顆早熟的棗子》，最初是從小時家裏做醉棗的過程得到啟發的。做醉棗要把剛發白的棗摘下來燜在罐子裏釀製，強迫它們變泡變紅。這種成熟是一種不自然的成熟，恰好和我的生命經驗相符。早在幹校時我就想寫這首詩了，但一直寫不好。最後寫出來很平靜，但其中蘊涵著幾十年的苦難，心都被痛碎了。寫詩難，難就難在要創造一個貼切的具象，還要把握好節奏、色彩，讓它活生生地、而不是概念式地、或闡釋性地呈現。這時就有一種“連根拔起”的感覺，“傾盆而下”、“充分燃燒”的感覺。當然還是會有保留，正如畫家要“布白”一樣，詩也不能寫得滿屯屯的。
曉渡：詩壇上往往稱您為“汗血詩人”，這恐怕與您把自己的書房稱作“汗血齋”有關。您還寫過一首《汗血馬》，一般認為那是您人格的寫照，是這樣嗎？
牛漢：“汗血齋”是我在於校時給我的住所起的號。那時我和兩條狗住在一起，又髒又臭，狗都比我幹淨。我老伴對這個號頗不以為然，但誰也把我沒有辦法。對我來說，“汗血”是最神聖的東西。鷹有汗血鷹，馬有汗血馬，人有汗血人。我重體力勞動十多年，流了不知多少汗，身上到處都是血口子；我就這麼一身血汗，像牲口似的不停地奔跑。我覺得詩和人是一致的，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要談論“第一義詩人”的原因。也許我強調得太過分了，太粘著於苦難了；但我無法忘記。我就是這麼一個過渡人物，請上帝原諒。活一輩子誰不願意快活些！
是的，這一輩子，活也活過來了，死也活過來了，總算活得還是個人。
曉渡：《夢遊》顯然是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您曾在《我的夢遊症和夢遊詩》一文中談到過，夢遊和寫詩對您差不多是一回事。可一般都認為您是個極具現實主義特質的詩人。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牛漢：我是很看重現實、現實感；但對超現實的東西也很能理解。聶魯達的《馬楚·比楚高峰》有超現實意味，同時又很結實，像是用石頭壘起來的。我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用“現實主義”來概括我的詩，尤其是近五六年的詩，是太簡單了。當然，我說的是那種有固定含義的“現實主義”，也可以有很寬泛的理解。同樣，不管我的詩有多少超現實色彩，也不意味著我信奉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是從現實起飛的：而一首飛起來的詩，任何“主義”都無法限定它。
曉渡：作為一個詩人，您最討厭的是什麼？
牛漢：我討厭固定，討厭規範，討厭被歸於某一不變的旗號之下，比如總說我是“七月詩人”，仿佛這已成了我永遠的身份。所以我說我身上有遊牧民族的特色。遊牧就是拒絕定居，永遠尋找水草最豐美的地方。
但我最討厭的還是“通過（某首）詩表現了什麼”這種邏輯。它把詩的語言降低到奴隸的地位，僅僅當成一種工具。
語言和詩人是平等的互動的。一個詩人找不到語言隻能表明他愚蠢、無能。
曉渡：您曾用“生”、“生成”、“母性的虔誠”等字眼來描述您創作時的語言感受；在談到作品的修改時，您又說您“希望改得盡可能顯現出那種原生的狀態和氣息”。這些都是至為中肯的經驗之談，您能就此舉一二創作實例嗎？
牛漢：我的那些說法，有的人可能不同意，但至少我是那樣體驗的。所謂，母性的虔誠”是說一首詩從醞釀到誕生的過程，仿佛一個自在的生命。比如我寫（麂子），最初沒有最後一句“哦，麂子／不要朝這裏奔跑”。這句詩似乎出自上帝之手：不是我忽然想起來的，而是詩到了這一步，必須寫成這樣，否則就背離了詩。事實上，這隻麂於是被打死了，我是懷著悼念的心情寫這首詩的，我不願承認它的死，它太美了。散文《少年和螢火蟲）與此類似。本來這是在鹹寧時的一段往事。一個少年曾對我說，螢火蟲忽閃忽現，你怎麼也拍不到它。我說這麼美的東西，你怎麼忍心拍死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