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變化觸發了對譯學學科定義的深刻反思，同時也使學科界限得以消解。這種積極的範式重構使西方譯學受益匪淺，亦對西方世界以外的譯學研究大有裨益。1991 年，巴斯涅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指出，西方文化霸權已有裂縫出現，比如巴西詩人兼翻譯家岡玻斯兄弟（Haroldo and Augusto de Compos）援引德裏達的理論建立了某種類似後現代主義、與歐洲中心論背道而馳的譯學模式。它們將這種模式用於文學翻譯，拒絕文化霸權僅憑己方意誌強行派定的任何翻譯文本。在岡玻斯兄弟看來，翻譯就是一種“離經叛道”的形式。它們的譯學思想在學術概念與術語上麵的體現，就是“自鑄偉辭”，絕不唯西方馬首是瞻。在它們新創的概念中有一個核心名詞，即是cannibalism（攝食）。他們認為“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cannibalism”【14】（“翻譯即是一種攝食形式”）。不過，cannibalism 這個概念並不指對原文的“占有”，而是指翻譯作為一種“爭取自由獨立”的形式它將攝食、消化原文，並從原文中獨立，最終獲得自由。可以看出，岡玻斯兄弟的cannibalism 這個概念與西方譯學觀大相徑庭，原有的“暴力攫食”之義已經消失，卻被注入了某種“敬重”的涵義（德裏達的différance 一詞其中的第二層意思deferring 就兼有“遷延、歸化、敬重”這三層含義），即是說，翻譯實際上是“拿來主義”的一種象征行為，但“拿來主義”的態度本訴諸於遷延、源出於敬重，目的卻是為了歸化；因此，翻譯活動同時也是另一種象征，即指通過“輸血”而汲取異質文化實體的精華。據此，翻譯活動的意義得以重新解釋，它不單是要借“他山之石”，同時還要“借力發力”（empowering）、借他人乳汁哺育自家孩子（nourishing）。德裏達曾將翻譯視作“載道之氣”（life-force），可以確保文學文本繁衍生息，上述觀點即差可與之近似。需要指出的是，岡玻斯兄弟非常欣賞龐德，認為他的《神州集》（Cathay，London：Elkin Mathews，1915）“妙造天成”，正是因為龐德熱愛中國文化，景仰之情“溢於言表”，遂有無窮靈感產生。岡玻斯兄弟認為，這便是典型的cannibalism。【15】毫無疑問，岡玻斯兄弟所提出的譯論幾與中國古典哲學暗合，並且，通過龐德他們已幾乎抵達中國文化的津梁，從譯學範式變革的角度來看，此舉意味深長，值此中國譯學反思之際，這不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養料。
學術範式的重構與變革對西方譯學所產生的影響既深且廣。除上述論題以外，譯學的研究範圍漸趨擴大，其中還包括：利用翻譯及譯本厘定人類無意識的“文化誤讀”；確定翻譯調適的所謂“無言區”以及相應的主觀翻譯策略；審讀現存譯本，以揭示影響文學與文化演進曆程的文化及體製調節因素；基於譯學研究的文化轉向開始反思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認為譯學研究認識論基礎紮實、方法論成熟，譯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利用自己獨創的方法論體係完全可以揭示文學演進與其它尚處於發展階段之文化體係之間的關係，因此比較文學之地位應予重新思考，或許作為譯學研究的從屬學科倒更為合適；“單語操持者”從事譯學研究的困難及所存在的“盲區”；文學批評過分看重闡釋是否“準確”，“拾人牙慧”已成通病，通過現存的文學譯本以細讀與比勘方式凸顯文化遷移、認知錯位及其相互關係倒更能見出真知；翻譯批評與“翻譯誤讀”及其與原文的比較、二者的關係、原因的甄定；等等。
在列夫維爾看來，譯學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其天然具有的“比較性”，這種特性使譯學研究積學甚厚卻能“寬以待人”，常常“虛懷若穀”，海納百川，不拒細流，自身的學理基礎因之愈加雄厚，學術肌理更加豐滿，學術視野更加宏闊，知識、學術、思想三者相得益彰。當前，在汩汩流入譯學大潮的千洄細流中，不同層次（少數民族文學、民俗文學）、不同類別（傳媒文學藝術）、不同性別（婦女文學）、不同國家（西方以外或西方世界以內的小國）的研究正為西方乃至國際譯學研究注入生機。比如加拿大學者哥達德（Barbara Godard）向傳統譯學的等值模式提出挑戰，認為在女性文學的框架內，“差異”（difference）或“不等值”（non-equivalence）現象應給予正麵評價，其研究重點主要是探討基於差異概念的翻譯理論與女性語境理論之間的相互關係，旨在對女性語境與翻譯本身進行理論解說；一位專治愛爾蘭文學的學者圖莫契科（Maria Tymoczko）研究口傳文學傳統中的翻譯問題，將其作為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試金石”看待，這無疑又為譯學開啟了一個新的領域；加拿大學者約特（Anne Mette Hjort）著力研究語言符號的指涉問題及其對翻譯的影響，其內在的研究動機源自他本人對語言哲學家奎恩（W.E.Quine）懷疑論的關注，重點在所指之“不可理喻”及對翻譯可能產生的後果；波蘭學者塔芭科夫斯佳（Elzbieta Tabakowska）則以“語言複調之為翻譯難題”作為研究課題，深入研治巴赫金的複調理論與“內心對話”之間的關係，對譯學研究也有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