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翻譯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定位
“如果你隻是草草學懂一門語言，以為翻譯就是傳達內容而把別的什麼東西給了讀者，那麼你便是背叛了文本，且透露了頗為可疑的政治含義。”——G.C.斯皮瓦克《翻譯的政治》【1】
1.我國翻譯活動與思想/文化真空
國內譯界有關翻譯問題的討論與研究長期以來都沒有超出“符號的識別與轉換”這個層麵而進入思想與意識形態的層次，相關的討論總是圍繞翻譯的“準確性”而展開，卻在謹守嚴幾道“信達雅”這一翻譯標準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抹掉了文本話語與翻譯的文化或思想能產性，消解了翻譯文本及翻譯活動本身作為某種文化行為其內在的邏輯與曆史張力，僅將其作為靜態的認知對象看待，並且著力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簡單的文化類比或母語文化立場與異質文化立場的簡單複製，這種類比或複製不僅沒有原創性，而且就其性質而言，也往往有鸚鵡學舌之嫌，顯得十分拙劣。但是，毫無疑問，“信達雅”這個標準本身並不能孤立於時代的文化與政治框架去定位，因為翻譯在某種文化格局中的定位所要服從的恰恰是該文化內在的曆史邏輯，而這種邏輯毋庸置言卻又植根於其對母語文化與異質文化之間相互關係的主體設計，因此，作為一種文化活動，翻譯既受製於母語與異質文化又須跨越不同的文化，其文化定位便須基於某種主體設計並且因循某種內在的曆史邏輯，否則，我們的譯學研究“遊談無根”，便會繼續將翻譯視為“技術性手段”，而不是一種具有技術內涵的文化操作，更不會看到其所產生的價值效應原本基於某種主體設計並且因循了某種內在的曆史邏輯，因而尤其需要我們予以重新審視。日本學者村瀨裕也認為：“……考據學必須作為一種思想史的事態來處理，並且通常所謂考據學者的無思想性，其實也是一種基於特定社會意識上的固有的思想現象，必須討論其自身的思想史意義。”【2】考慮到我們傳統上所認定的翻譯活動其實質與考據學並無二致，因此這位日本學者就考據學所發出的有關忠告便在這裏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
考察國內譯界有關“信達雅”這個標準所進行的曠日持久的討論，可以看出其中已產生了明顯的質變，這種質變的要害是以技術操作置換思想與文化的能產性，同時以知識遮蔽異質文化之間所存在的曆史邏輯，簡化異質語言之間的內在張力，進而抽空“信達雅”標準其複雜的思想文化內涵，卻代之以異質語詞的簡單置換。這種質變毫無疑問是在我國以語音、語法、詞彙要素為基本框架的學術訓練和相應的技術操作過程之中漸次形成的，然而這種源自歐洲的語言學思想在沃洛希洛夫看來卻原本是“在對書麵語言屍體的關注上形成和成熟起來的；幾乎它所有的基本範疇、基本方法和基本技巧都是在喚醒這些屍體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3】，此中痼疾一在放棄了母語文化麵對異質文化應有的主體設計和自我思想與文化立場，二在消解了翻譯作為一種鮮活的文化活動其內在的思想與文化模築力。而當這種強調技術操作程式的、以語音、語法、詞彙要素為基本框架的翻譯模式完成了上述置換並得到體製化的強勢保證以後，這種抹殺翻譯的思想/文化能產性、稀釋異質語言實體的操作模式就被語焉不詳地悄然合法化，從此以有知無識的“技術抑或知性分析”遮蔽異質文化之間潛在的曆史邏輯，簡化異質語言之間的內在張力，進而抽空“信達雅”標準其複雜的思想文化內涵，使我國的翻譯活動長期處於有知無識、有術無學、學隨術變的尷尬境地。福柯認為：“任何教育製度（按：包括為從事翻譯活動所進行的學術訓練）都是維持或修改話語占有以及其所傳遞的知識和權力的政治方式。”可以說上述翻譯模式便是福柯思想的絕妙印證，因為它正是以非政治的方式在抹殺翻譯的思想/文化能產性、同時稀釋異質語言實體的過程中體現出了自己的政治性：所謂遮蔽、簡化、抽空、抹殺和稀釋，不外乎就是要將譯者置換為異質文化、異質思想形態和異質語詞之間“透明”的橋梁和工具，成為出色的“傳聲筒”，從而將翻譯這個本來具有強大的思想和文化生產能力的領域轉換成了一座處於思想/文化真空狀態的“技術作坊”。
2.譯學範式的“文化轉向”及其理論詰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我國譯界不同，基於國際學術主流的大學科背景，隨著理論視野的漸次拓展，自20世紀70至90年代，西方譯學研究卻開始了頗具範式意義的“文化轉向”，從而動搖了既往譯學研究強調主體手段及譯者個體創造的傳統根基，同時又完成了西方當代譯學研究的多重開放：即把譯學視域向人類普遍問題開放；把翻譯作為一種鮮活的文化活動向與日俱新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開放；把翻譯問題向廣義的政治抑或思想文化領域開放；把自我向他者開放。這種新型譯學範式的倡導者們認為，那些信奉傳統譯學範式的學者們囿於自己的語言學傳統家法，一邊抱住“等值”理論不放，一邊又緊緊守住那種虛無縹緲的tertium comparationis（“中間對照物”；此處指介於源語和宿語之間的等值現象）譯學觀，幻想著能夠重現當年羅馬人的verbum pro（逐字對譯）景觀。但這種主張畢竟過於機械，局限於這種譯學範式的學者們雖說“勇氣可嘉”，可他們的理論背景囿於實證主義的桎梏，一如那些勇於登攀的探險家們，麵前本來有綠洲一片卻熟識無睹，非要等反複求證以後才肯承認眼前的確有那麼一片“植物”（而非“綠洲”）。因此他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譯學研究必須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必須在“打入文本”的同時也著力研究文本的“外部現實”亦即文本的“文化語域”，這是因為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創造活動總是同時受製於上述內外兩種語域，而外部語域作為一種現實存在本來就天然地植根於兩種不同的異質文化，翻譯活動發生於某種文化語域、植根於某種文化同時又進入這種文化，故此譯學研究從語詞文本向文化語域轉向，這便成了當今學術界天經地義的事情。【4】為從根本上廓清語言學範式的某些理論誤區，“文化轉向”的始作俑者們還特地拈出為形式主義者們奉為至寶的規則、規範、契合條件、直譯說以及功能等值說等理論要素進行討論，一方麵應和傳統的古典人文精神，一方麵回應當代西方整個人文學術界的文化轉向潮流，所論多有創見，予人頗有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