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範式重構以文化轉向、理論滲透、學科整合為特點，統而言之，正是做到了德裏達所謂的“視野融合”。這股大潮席卷西方，“各路諸侯”紛紛響應。比如比利時/荷蘭學派告別傳統的“翻譯語言觀”轉而將翻譯視作文化現象，微觀的結構描寫已經讓位於宏觀的結構闡釋，同時注目於宏觀體製化的權力結構及其從中衍生而出的微觀層次轉移。他們公開聲稱，90年代的譯學研究正在經曆著具有曆史意義的“文化轉向”，即就微觀的實證研究而言，在範式變革的深刻影響下，該派的理論探索亦不乏新意，標舉著獨特的學術品格。拉姆伯特認為，任何意義上的翻譯都不能獨立看待，相反，它們都是各種符號處理程序發生作用，從而生成離散活動的結果與起點。在他看來，每一種文本、每一個單詞，都包含著“業已翻譯”的各種元素。這些“業已翻譯”的文體中又包含著許多離散元素有待翻譯，因此，在譯學描寫工作中，“待譯元素”範疇將愈益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拉姆伯特的譯學理論也因之被視為“目標本體實證科學”與“符號遷移實踐”的結合。【4】麵對90年代的譯學研究，拉姆伯特建議將各種意義上的翻譯都看作是一條永無盡頭的符號鏈環環相扣、日益延伸之過程中的某一步。基於自己的譯學研究，拉姆伯特提出了譯學的“曆史描寫研究法”，認為據此可以更為深入地了解各種翻譯現象，通過討論“在法國、在德國、在意大利的文學而重新定義我們的文學研究模式”。【5】關於在既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所發現的各種文學類型，他也提出質疑，認為一些重要的文學現象通常並沒有按照它們植根於其中的某種文化的文學來理解，而隻有通過嵬集在某個既定的社會內部問世的各種經典、非經典抑或超文學的文本，通過建立某些機製使文化現象得以及時保存積澱，我們才有可能在這些文學現象之間建立某些聯係，從而真正明白這些“或能說點什麼”的文學模式。但是，拉姆伯特的探索精神和理論勇氣似乎永不消竭，就上述文學現象之間的各種聯係問題，他又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所謂接觸非接觸、單向關係多向關係以及分層關係究竟意味著什麼？對於拉姆伯特來講，至關重要的是要確立現存於某個既定的語言組成或社會之中的某些標準以及這些標準的各個層次。拉姆伯特的思考源自其深刻的譯學研究，因此影響深遠，上述問題目前已在比較文學、民族文學研究、社會學、國際關係、政治學以及經濟學領域引起反響，研究正在深入。但就拉姆伯特本人而言，這些思考僅是冰山一角，範式革命尚在繼續，譯學知識的積累與增長、譯學範式的重構與變革、譯學思想的革新與深化，都有賴於更加深入的研究與描寫，有賴於對即便是最簡單的事實進行更為細致的觀察，否則理論不能前行，譯學便將陷入困境。
就此而言，巴斯奈特、列夫維爾和拉姆伯特三者“殊途同歸”。有鑒於譯學研究對理論模式的現實需要，巴斯奈特與列夫維爾首先對現有的研究模式進行梳理爬抉，而後推出“實證—曆史研究法”，以回應當今譯學研究的文化轉向，並對體製化權力結構及其微觀層次轉移作出解釋。這種模式不僅依靠詩學以及詩學手段的引進，也對再現的意象和觀念予以足夠的重視。自1987年起，列夫維爾即對“批評的學術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思考解構批評的複雜性、翻譯分析的科學性以及翻譯理論的抽象屬性這些問題時，列夫維爾兼收並蓄，將文學批評與翻譯批評合二論之，認為二者將使某些文化價值獲得永生，同時又會摒除另一些文化價值，甚至使其邊緣化。列夫維爾不但對譯學研究的理論模式進行了改造，革新了傳統的研究內容，開放了獨特的視野，引入了全新的研究對象，甚至還對譯學研究自身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基礎提出了非難，認為譯學研究必須“超越闡釋”，為達此目的，就不應再行期望翻譯批評會繼續奉獻出任何客觀或武斷的闡釋；相反，倒可以利用現有的這些闡釋對規定文學生產與接受的某些社會、政治和經濟要素所構成的網絡進行一番梳理。在他看來，文學文本分析以及對“重寫模式”（翻譯即是一種最為常見的“重寫”形式）如何確保文學的恒久延續所作的分析，都必須在隨時考慮詩學及各文學係統之影響的同時，也對觀念體係和權力體製予以同樣的關注，突出任何一方，任何理論模式都將是殘缺不全的。為此，比利時/荷蘭學派在向理論深度進軍的同時，也從羅蘭巴特和福柯二人有關的文化理論中汲取營養，為自己的譯學研究構築更堅實的學理基礎、提供更豐滿的學術肌理。
現代譯學研究發軔於結構主義模式，但後來的發展卻是眾聲喧嘩、流派林立。美國式的“譯場”起而強調雅趣與文旨，後又耽於翻譯“科學”，規定的方式著意“求質”。早期的譯學研究以各種文學手段獨擅勝場，在文化進入一方“技壓四座”，盡顯“功力”。其後又有分層係統理論強行施壓，以“客觀性”為其研究。最後，解構主義模式繼之而起，不料隻是靈光一閃，卻早已遠離文化交流，沒有留下真正的印記。這些模式要求譯文“纖毫畢顯”或曰盡量“客觀”，常常以教條的方式努力“建構共識”，卻無異於殺雞取卵，終而導致譯學“內訌”。缺乏合作的結果自然就談不上真正的跨文化交流，遂使本學科偏居一隅，遠離學術主流，邊緣化的狀態也日趨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