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圖莫契科利用勒菲弗爾這種模式及其話語係統成功地揭示了法國文化借助於翻譯而使自身肌理日益豐滿的曆史事實。在1986年發表的《翻譯之為文學的革命力量：12世紀從史詩到傳奇小說的轉移》【9】一文中，圖莫契科不僅研究了法國文化借助於翻譯所引進的各種新穎的文學創作手法，同時也利用“以權謀文/以勢壓文”和“在某個曆史時期某些社會/經濟力量可以對文化實施影響”這些概念來解釋法國文化的係統演進。同時，基於分層係統的理論假說她還考察了由於翻譯的引進法國文學係統所發生的各類分層轉移，其中包括文類、格律、與韻律策略等。但她也認識到完全依靠形式主義模式還無法解釋文學係統的某些變化，比如20世紀的文學創新囊括了一些全新的價值結構、婦女角色的轉換以及傳奇式愛情模式的移植等，這些都是原有的描寫模式所難以應對的，因此圖莫契科借用勒菲弗爾所創立的話語和一言說方式，並據此對上述“權力結構係統”進行了一次全景掃描，結果顯示，到12世紀末史詩行吟者的地位已漸趨沒落，當時的權貴所青睞的對象也已轉向舞文弄墨的譯者、改編者或作者。圖莫契科解釋了個中情由，所采用的方法是將文學係統置於當時的社會/經濟體係框架，並在這種語境之中實施研究考察，而這種社會/經濟係統其中又包含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結構要素，比如僧侶階層日益膨脹的權力、大學的濫觴以及法語、英文、斯堪的納維亞語、愛爾蘭語、威爾士語和法國文化圈其它地區之間為便於相互交流而使翻譯的地位大幅度提高等。這樣一來，無論是從形式角度考慮還是在觀念體係上，翻譯都在當時書麵語言方興未艾的發展過程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上流社會因此而更加從容，而翻譯及其譯本則既為下層平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又滿足了貴族階層追求新潮觀念的實際需要，至於譯者也不是毫無所獲，他們在權力結構中占據了優勢，同時也盡力適應並實際參與了當時觀念體係的變革曆程。可以說，正是由於圖莫契科在研究中兼采歸納與演繹兩種推理方式，這才充分地揭示出了當時書麵文學回應並反映觀念以及詩學權力及其影響的內在原因。
至此，似乎可以將80年代譯學研究的有關理論要點總結如下：（1）譯本作為一種實證（亦即一種由宿語文化所界定的文本）其地位正日益降低，反之卻更多地以複雜的翻譯關係網絡出現，這種關係網絡當然必須存在於某種特定的語境之中；（2）翻譯文本在將自身“寫入”其它的“家族相似”網絡的同時，也負荷著原有的“家族相似”特征；（3）譯學的描寫模式既可揭示譯本織入“文本互證”網絡的言說方式，又可解釋翻譯“事實”的建構手段。
但是，必須注意到，迄今為止整個西方譯學研究幾乎完全以某種形式的“等值觀”為理論出發點，其中比較典型的觀點有“等效審美體驗”、“語言結構/動態等值”、“文學功能對等”和“由宿語文化社會可接受性所決定的形式近似切合關係”等。另外，雖說有時也“各執己見”，但各派卻都在其觀念框架上達成了下述兩點共識：（1）研究的起點是事先必須設定源文本的存在；（2）翻譯即是源文本在宿語文化社會中的“再現”。佐哈爾與圖瑞曾經想擯棄譯文必須“求信”於原文的理想追求，試圖從實際的翻譯產品入手重新審視翻譯問題，希望能夠借此擺脫原文之“權勢”強加到翻譯身上的所謂認識論“緊箍咒”，可是最後卻發現很難擺脫自身形式主義根基、唯科學的研究模式以及認識論上的二元論假說為他們自己所設定的各種局限。因此，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能否還有別的什麼理論範式可以借以思考或者探索各種翻譯現象，而不是隻囿於某種傳統的話語或言說體係？迄今為止，所有的翻譯理論都對原文及其譯本進行了嚴格的區分，而正是這種區分為以後確定翻譯的性質提供了理論基點，但是傳統翻譯理論所賴以成立的許多問題現在卻又被擺上了桌麵，從事這種思考與探索的是一些解構主義學者，他們思想激進，自稱自己所致力的目標並不是“解構”，而是所謂的“積極建構”。他們提出的問題包括：假如從理論上采取逆向思維，反而抱定“原文全靠譯文生存”這樣一種理論假說，那又會怎麼樣？假如認為沒有譯文原文就會死亡，假如認為原文的生存並不取決於自己所包含的任何特質，卻取決於其譯本所包涵的某些特質，那又會如何？假如文本意義的界定並不取決於原文，卻反而取決於譯文，那又怎麼樣？假如“原文”並沒有自己的確切身份，無論美學和科學理論都無法予以確定，而且每譯一次其身份就變化一次，那又如何？到底是譯本“寫”我們，還是我們“寫”譯本？另外，“原文”之前還存在什麼？是觀念？形式？事物？還是什麼都沒有？我們的思維是否能超越原文、超越本體？這些問題顛覆了譯學研究的一些基本信念，對於譯學界無疑是一種挑戰，並且，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其本身就很有啟發意義。福柯（Michel Foucault）即對所謂“提問者”提出質疑，認為現在並不是一個人們可以“提問”的時代，反之倒是“問題”自己可以從語言本身所固有的某種“東西”中“應運而生”。因此，某些解構主義者甚至聲稱也許是譯本“寫”我們，而不是我們“寫”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