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90年代，譯學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西方得以長足發展，但其學科雛形卻濫觴於70年代。基於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的理論滋養和比利時、荷蘭與捷克學者的貢獻，西方當代譯學研究得以進行其文化整合範式的早期探索，從而導致了譯學知識的層累疊加，也為譯學範式的曆史變革奠定了堅實的學理基礎。但這個時期譯學研究的關注重點還主要是譯學文本的實證研究、翻譯過程的描寫以及文學翻譯本身，跨學科合作與跨文化視野以及文化轉向尚有待於80年代。
80年代初，列夫維爾（Andere Lefevere）和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等人當時正為從事更多的描寫研究而努力，此時的拉姆伯特（Jose Lambert）卻已躍上譯學研究舞台，將更為宏闊的視野、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描寫力更強的研究模式引入譯學，為這個領域帶來了新的活力與生機。他認為，早期的譯學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描寫模式，但其具體的實施方法，他們卻從來沒有予以界定，同時，他們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具有直覺感悟的特點，離“科學係統性”還相去甚遠。毫無疑問，拉姆伯特的範式轉向意義深遠，尤其對於譯學研究這門學科的整體推進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不過，就其理論淵源而言，尤值一提的還是一位以色列學者——佐哈（Itamar Even-Zohar）在這個領域所作出的獨特貢獻。
1978年，以色列學者佐哈（Itamar Even-Zohar）基於自己多年的研究終於推出力作《曆史詩學文集》【1】。在這部文集中，佐哈首次引入“分層係統”（polysystem）這個術語，用以指稱“文學係統集”（aggregate of literary systems）（這個集包括某種特定的文化裏現存的各種文學樣式，無論高雅/經典還是通俗/非經典的作品均皆囊括在內）。借助於這個概念，佐哈對翻譯文學在文學史中兩種不同的地位進行了區分：其一是所謂“基元創新功能”，旨在建立一些全新的文學樣態或模式；其二是所謂“次級強化功能”，可以進一步強化現存的各種文學樣態或文學模式。1980年，另一位年輕的以色列學者圖瑞（Gideon Toury）出版了《翻譯理論探索》【2】一書。書中他采用“分層係統”這個概念對影響“翻譯抉擇”的某些翻譯標準（translation norms）進行爬抉梳理和界定，並將這些因素置入“翻譯通論”這樣一個更加宏大的框架之中予以考察研究。所論頗有新意，但隻是推陳出新，其學理基礎還是俄國形式主義的晚期詩學理論。當時他們正在從事一項龐大的課題研究，這項課題名為《希伯萊文學翻譯遷入史》（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Hebrew），而采用“分層係統”理論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就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研究年代和學術研究本身而言，這兩位以色列學者和上述比利時、荷蘭與捷克學者的相應研究如出一轍，這種暗合似乎正預示著譯學研究在80年代的正式合流，直到今天我們仍可看出其中所蘊涵的曆史影響。而且，譯學研究之所以會在這些傳統意義上的“小國”發軔，其演變軌跡本身也說明了文化滲透的整合力量，這無疑是西方譯學基於文化轉向進行範式變革的社會文化基礎。首先，在學術上，比利時和荷蘭學者一直與德國、捷克的文學和語言學界保持著緊密的接觸，而以色列學者則與德國、俄國和英美學者有著長期的交往。其次，無論是以色列還是比利時/荷蘭，雙方的翻譯觀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這些國家都有這樣一些特點，他們的知識分子都不太講本土語言，他們的“民族”文學長期以來也深受周邊“大國”文學的影響（比如荷蘭之於德國、法國和英美，以色列之於德國、俄國和英美）。並且，相比之下，以色列的情況還更為糟糕，他們缺乏本土文學傳統，沒有本土文學經典，完全依靠外國語言文本來豐富本土文化，為其增加曆史深度和曆史縱深感。另外，更重要的是，基於商貿和政治方麵的考慮，以色列文化也在整體上要完全依賴翻譯，而在比利時/荷蘭，他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相輔相成，其地位無論在經濟、文化還是社會方麵都因語言的多元互動而有所提升，然而在以色列，翻譯則是關乎民族存亡的一件大事。和比利時/荷蘭學者不同，他們倒可以把自己的國家看作是歐洲大陸的文化交彙點，而以色列學者卻會發現自己的國家一直還在俄羅斯與西方、西方與“第三世界”之間的文化夾縫中求生存圖發展，因此，翻譯關乎國計民生，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所謂雕蟲小技。根茨勒（Edwin Gentzler）曾經轉引恩格爾（Paul Engle）的話說：“一個詞的準確翻譯或許會在將來係天下安危於一身。”【3】此話對於一個在政治和外交上均無優勢的中東國家或民族來講，無疑別具深意。在這裏，俄國文化與英美文化相激，穆斯林文化與猶太文化相撞，過去的社會曆史影響猶在，人們操持多種語言而不隻用一種語言交際，他們流浪四方而不祖居一地，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了解人們的過去、確認人們的文化身份，進而了解翻譯自身及其本質。自此，翻譯再也不是精英知識分子們日日把玩的文化遊戲、也不是文學學科的注腳，而已成為某一文化區域乃至整個世界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產品。因而譯學研究向文化轉向便是曆史的必然，也是學術範式變革的內因推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