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2章 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1)(1 / 2)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最新學術動向

1996年8月在中國長春召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主題是“文學與文化的距離”,各分議題也從不同側麵突出強調了文學的文化功能,作為一種自覺而清醒的學術選擇,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思路,反映了當今國際學術界的發展態勢,也與國際潮流暗合。國際比較文學學會1997年萊頓年會籌委會在關於大會主題“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的有關說明中指出:“1997 年萊頓會議的主題之所以選擇‘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是因為想借此來凸現文學作為文化載體的作用。事實上,文學的這一功能似乎極為顯而易見,但是由此而引發的許多複雜的問題都被忽略了。這些問題包括:確切的說,什麼樣的文化現象在文學中,去通過文學去由文學保存下來了呢?文學是偶爾,還是經常,還是總是充當一種歌頌傳統、秩序、甚至永恒的媒體呢?這是一件好事嗎?還是正好相反,這成了控告文學(抑或一般意義上的美學)的理由?文化記憶和文化遺產的分界線在哪裏呢?換言之,文學和記憶都跟過去之間存在著一種複雜的關係,它們對它們所紀錄的材料都是有所選擇、加工,甚至改變、扭曲,以至紀錄的結果往往大相徑庭。如果文學和記憶果真以其不同的方式如上所述地記載曆史的話,那末,當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時,它們又保存了什麼樣的‘真理’呢?此外,文學不但保存了文化,而且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創造文化。”顯然,比較文學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種學術範式的跳躍與轉型,也是一種曆史性的轉化和比較文學科學品位的提升,旨在超越文學的“表層的事實價值層麵”和“內在的意義追究”,迅速向“普遍的文化價值層麵”推進,使比較文學的跨文化研究價值得以充分發揮。所以,當國際學術界普遍將90年代所謂“後文學時代”的全球話語認定為“文化研究”時,中國比較文學界突出比較文學的跨文化功能無疑是對國際學術潮流的一種積極應答,從此,作為學術背景的文化在文學研究中將逐漸走向前台,成為研究重心,而跨文化研究也將在世紀之交成為國際國內比較文學研究更新發展的顯性話語。

最近,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樂黛雲先生在一篇題為“比較文學的國際性和民族性”的文章中首先勾勒出了比較文學研究當下的學術背景。她指出:“隨著後殖民階段的到來和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廣泛影響,比較文學這一學科正在呈現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機,預示著未來的更大發展。西方中心論的隱退帶來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形成了比較文學的新的國際性;後殖民主義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歸原,充分發掘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大大地豐富和發揮了自己的民族性;更重要的是世界進入信息時代,信息高速公路、電子郵件等等使快速的跨文化傳通成為現實,全世界各種文化的地區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時間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任何自我封閉、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圖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製。這一切為比較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較文學可以不再局限於同質的西方文化體係內部,而是在歐美、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異質文化的比較中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廣闊空間。事實上,我們正經曆著一場比已往任何一次都更其深刻宏偉的工業革命和文化轉型,過去得到廣泛認同,以為無可置疑的默然常規都已受到挑戰而變得不確定。比較文學麵臨著民族文化複興與多元文化共存的種種複雜的新問題和悖論,隻要迎接挑戰,提出新的理論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比較文學就會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樂黛雲教授看來,以跨文化研究為其根本命脈的比較文學正處於後殖民階段,由於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廣泛影響、西方中心論的隱退,遂使快捷的跨文化傳通成為可能,這種深刻的文化轉型勢必構成比較文學當下的學術背景,即民族文化複興與多元文化共存。樂先生認為:“在後殖民狀況下,多元文化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各民族文化的新的繁榮。這就使非西方民族有可能用現代眼光來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加以新的詮釋,使之為其它民族所理解,對人類文化發展作出貢獻。”但是民族文化的複興與多元文化的共存應以罷黜西方殖民主義的文化霸權為前提,交融耦合的基礎是平等對話,因此保持一定的文化距離也是上述學術背景賴以存在的重要前提,當然,毋寧說這也是比較文學這門學科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對此,某些西方學者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前任會長查爾斯?伯恩海默在“世紀轉折點上的比較文學”一文中就特別強調“比較學者應對所有民族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保持敏銳的體察,因為正是這種差異為比較研究和批評理論提供了基礎。”他還要求要更多地考慮“一種母語在創造人的主體性、構建認識論的模式、幻想、群體生活的結構、鍛造民族性的特質、表達對政治和文化霸權的抵抗和接納的態度時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對於中國比較文學界來講,值得注意的倒不僅僅是像伯恩海默這樣的西方學者所表述的觀點,而是他們在表述類似的觀點時所采取的態度,因為正是這種態度標誌著西方中心論的隱退或者說是西方殖民主義文化霸權在後殖民狀況下的消解,沒有這種隱退或消解就不會促進多元文化的繁榮,而文化民族性的湮滅就會導致跨文化研究大廈的崩塌,比較文學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