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詩人，亦是詩論家。他以詩歌創作獨步詩壇，也以獨具風神的詩學理論澤被後世。他學貫中西，海納百川。深得中國傳統詩學理論之精髓，又它山移石，易之攻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現代詩論。他是詩人與詩論家完美的統一，其詩如詩話，衝淡似修篁惠風，雄渾如長風過空；其詩論亦如其詩，字字珠璣，透溢著詩的靈、秀、歌的雅趣，隻言片語如晴蜓點水，泛起思緒卻似層層漣漪。
也許正因為這樣，隻言片語的詩話構築起了郭沫若相兼備的詩學體係，人們不以為重，微言大義失之交臂，遑論探幽索秘，以求真旨？
1922年郭沫若譯雪萊詩曾有要言雲：“詩的形式是Sein 的問題，不是Sollen 的問題。”【1】其語中的，“析義原理，明淺如話”，不啻是新的詩學宣言，真正觸及到了詩學理論的本質問題。
然而，也許是曲高和塞；也是太空片雲，寒塘雁跡，郭老所指出的這樣一個重大的詩學命題卻沒有引到人們足夠的重視，竟延誤至今，沒有得到深入的討論。為此本文擬就這個問題作些初步的探討，想對這方麵的研究不無裨益？
一、郭沫若形式本體論溯源郭沫若與西方詩學傳統淵源極深，“凡有所學，皆成性格”。他之所以能夠提出“詩的形式是Sein 的問題”這個命題也與他的西方修養有關。1928日他在談到自己的詩歌創作過程時曾將其分述為：
⑴、詩的修養時代：中國古代文學的浸淫、熏陶；
⑵、詩的覺醒期：泰戈爾、海涅；
⑶、詩的爆發期：惠特曼、雪萊；
⑷、向戲劇的發展：歌德、瓦格納；
⑸、向小說的發展：福樓拜、屠格涅夫、菲力普、列那爾；⑹、思想的轉換期。【2】
很明顯，除早期的修養時代以外，他所有的創作活動都是在西方詩人的直接影響下進行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詩歌的爆發期，他特別推崇雪萊，從雪萊的詩中他獲取養份甚多，認為“雪萊是我國最敬愛的詩人之一個”【3】，“他的詩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絕妙的好詩。”【4】還說“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5】而他關於詩之形成將為Sein 的詩學命題就是在評這位偉大的英國詩人時提出的，這就使得我們有必要在西方詩學宏大的背景下具體地考察雪萊詩學的特質、西方詩學的內涵、郭沫若對這種詩學傳統的繼承以及Sein 對於詩歌的本體意義。
首先要指出的是，雪萊的詩學究其本質完全是以亞裏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詩學的現代摹本。雪萊自己就說過：“我們都是希臘人。”勃蘭兌斯對此有所感而發，評道：“就他本人而論，這話沒有說錯。……他的創作稟賦從我們現在籍以評價的觀點看來，是希臘式的；他的宗教感情、他的想象和思辯能力的全部表現，也可以歸入這同一類型。”概而言之，雪萊其人，其詩學理論部都是希臘式的，作為傳統潛在的影響當不避免地在他的作品中得到體現，甚至會決定他的深層思維模式亦即詩學理論，因此，可以說雪萊是希臘文化的信徒，亦是希臘詩學傳統的信徒。他“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心源”就是那遙遠而永遠輝煌的希臘詩學傳統。
那麼，以亞裏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詩學傳統，其本質內涵又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強調詩歌形式的本體（抑或“存在”）意義。“本體”（Ontologie）原意指“存在”（Sein），是一個具有普遍內涵的“元概念”，毋須贅說，不言自明。在亞裏士多德看來，“研究存在之為存在（Sein als Sein）以及存在之為自在自為”【6】時，實際上就是在研究“存在”之為“本體”。而在黑格爾的《邏輯學》裏，存在是經過辯證發展成為本質，並由本質上升到概念的，可見存在是這一發展過程的“原始階段”，亦即“元概念”。然而詩歌形式又是如何被賦予本體意義的呢？追根溯源還得從亞裏士多德詩學體係裏詩歌形式與內容所具有的同一性講起，因為詩歌形式有Sein 抑或“存在”和“本體”意義，歸根結底就是由這種同一性作為文化預設前提所先行規定了的。
《詩學》（poetics）是亞氏詩學理論係統而全麵的總結。全書分五個部分，共26章。第一部分為序論，第二部分論悲劇，第三部分談史詩，第四部分講詩學原則和方法，第五部分比較史詩與悲劇，認為悲劇形式高於史詩。此書談“摹仿”，認為“摹仿”可以帶來快感亦可以“求知”。這裏“摹仿”既是“本能”又是手段，用之於“求知”即可“達識”，形式與內容遂為“同一”。另外，由於摹仿媒介的不同，詩學體係亦會異態紛呈，如因摹仿對象的不同而有悲喜劇之分，因摹仿方式的不同而有史詩、抒情詩與戲劇三足鼎立，可見形式判然有別，內容亦與之皮相不離。亞氏為悲劇下定義，認為悲劇即是“摹仿”，對象為一個“行動”，且“有一定的長度”，必須是“嚴肅”而“完整”的。【7】這種定義無疑具有形態學性質，所強調的也是形式與內容的“同一”，因為定義即是具有區別性特征的界定，是有別於其它事物的本質屬性，亦即該事物的本體，亞氏用悲劇形態界定悲劇內容，用“How”來界定“What”，所昭示的詩學命題正是“形式即詩之本體”也就是郭沫若所說的“詩的形式是Sein”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