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躺在沙發上，塔比澤夫人守護在他身旁，她說：
“我一定讓季娜伊達回到你的身邊！”
涅高茲麵對這一切，大為震驚，他說：
“讓季娜伊達跟你去吧！永遠地跟你去吧！不過你要保證她以後能過上安穩的日子，別讓她提心吊膽……”
過了一段時間，涅高茲有了新的對象——米利茨·謝爾蓋耶夫娜。他準備盡快結婚，以消除心靈的痛苦。再婚，必須有一份與季娜伊達的離婚證明。他們辦理了離婚手續。帕斯捷爾納克與盧裏耶也辦了離婚手續。奈高茲與米利茨組成新的家庭。帕斯捷爾納克與季娜伊達也正式成為夫妻。
季娜伊達把兩個兒子安置在幼兒園，生活走向平靜。
帕斯捷爾納克把全部精力放在寫作和翻譯上。
沒有完成的采訪
1932年7月初，斯維爾德洛夫州和全俄作家聯盟邀請帕斯捷爾納克到烏拉爾參觀訪問工廠、農莊，希望他能寫些作品，來歌頌新的生活。帕斯捷爾納克接受了，但提出一個條件：攜帶妻子與孩子。
帕斯捷爾納克夫婦還邀請一位女朋友，幫助他們照顧孩子們。他們先在斯維爾德洛夫市內烏拉爾賓館住了將近一個月，後來他們被安排在州委別墅。別墅位於沙爾塔什湖畔，他們住進一棟四間的房子。當時食品供應相當緊張，老百姓的日子很苦，可是州委食堂供應的飯菜卻很豐盛，還可以吃到熱包子和黑魚子。
他們剛剛在別墅裏住下來，就有農民到別墅前來討飯。有一天，帕斯捷爾納克給了一個骨瘦如柴的農婦一塊麵包。農婦放下10盧布便跑了。帕斯捷爾納克追上去，把錢還給了她。
帕斯捷爾納克覺得現實生活中矛盾太多，反差太大。主人請他去參觀，被他拒絕了。他說他看見的事物已經夠多了。季娜伊達勸他少發牢騷，牢騷無濟於事，可是他說：
“我看到的是貧窮的現實，可是讓我寫的是生活如何富足，我能說假話嗎？
農民的饑餓與不幸使他目不忍睹，便借口“病了”，於8月離開烏拉爾返回莫斯科。
原定參觀訪問三四個月，他隻呆了一個多月。回到莫斯科以後，帕斯捷爾納克便到全俄作家聯盟去向領導彙報。他說，他是從烏拉爾逃了回來的。他看不慣貧民處處伸手討飯，而州委食堂裏大吃大喝的現象。他也不會為這次采訪寫一個字，以後也不要派他去幹這類差事。
文藝激戰
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年輕的蘇聯文學各種流派非常活躍而又公開進行激烈鬥爭的時期。
在這期間，帕斯捷爾納克繼小說《斯佩克托爾斯基》、長詩《崇高的疾病》、《1905》和《施米特中尉》之後，又發表了幾部很有影響的作品，如《中篇小說》（這是一部小說的書名，是一部中篇）、《安全保護證》（這是一部隨筆，記述自己成長過程中的文學道路）和《第二次誕生》（這是一本抒情詩集）。他積極參加了文學論戰，與各種流派進行爭論，無所顧忌地表明自己的藝術觀點。
帕斯捷爾納克認為自己不善於講話。速記員總為整理他的發言而犯愁，即使整理出來也令人難以看懂。因為他用詞奇特，造句複雜。他的話常常被持反對意見的人作出另種解釋，招來不少麻煩，甚至攻擊。
帕斯捷爾納克的藝術觀點也不同尋常。有一次他在辯論會上反對討論詩的技巧問題，他說討論技巧就等於討論“不幸”。他說藝術家不是工匠，工匠沒有必要冒險，而藝術家必須冒險，“不冒險，世上就不會有一切”。又說：“我們這兒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平庸專政。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等等。
“拉普”分子認為帕斯捷爾納克發表的是“反動言論”，因此對他的作品一再進行批判。
“拉普”會議上，有人說：“如果帕斯捷爾納克昨天還可以被看作是同路人，那麼在我們進行階級鬥爭的今天，他再不是同路人了，他變成了資產階級毒素的代表人物。”（特羅申科語，見蘇聯《文學報》1932年4月23日）流亡蘇聯的匈牙利作家馬泰·紮爾卡（1896—1937）攻擊帕斯捷爾納克在階級鬥爭中是站在營壘另一邊的人。詩人蘇爾科夫說：“有兩種通用的標準，它一下子可以讓我們辨認出詩的階級屬性。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唯物主義的？”接著，他下了結論：“是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詩。對於他來說，世界不是在我們身外，而是在我們心內。”有人更是從庸俗社會學的立場對帕斯捷爾納克進行肆無忌憚地指責。
也有人對這一類“批判”持有異意。當某些人對帕斯捷爾納克的為人表示懷疑時，作家維什涅夫斯基（1900—1951）明確表示對他的信任：“他所試探的一切，都是他的宏偉的激動人心的藝術，這種藝術發自人的心靈深處。我相信，如果我們同渡難關，比方說在海上航行，他會和我們站在一起，如果我們對他說：。請您用自己的藝術幫我們一把’，我相信他不會拒絕。如果現在我們需要攀登喀爾巴阡山或阿爾卑斯山——您，帕斯捷爾納克同誌，會幫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