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莉也壞笑道：“就是，就是，少宗，等上班拿了工資記得給我們買點好東西哦！”
楊少宗默默無聲的笑著，享受著這一刻的喜悅和寧靜。
如果這隻是一場夢，他真願意永遠停在這個夢裏，再也不用醒來。
高中畢業後的趙瑛又在公社的推薦下去了電大函授兩年，拿了會計證，回到公社在財經科當出納，日後也一直是做公務員，工作穩定，生活卻談不上幸福；徐小莉在供銷社做營業員，下崗後和楊少宗借了一筆錢開了家大藥店，後來還開成了連鎖店，生意經營的很不錯，但她和趙大軍的感情總是很坎坷，一直拖到了三十五歲才結婚。
楊少宗不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什麼，是不是人一旦踏入社會就會永遠都要麵對困難。
他正在這樣的想著，樹林裏忽然響起一聲幹咳聲，板著臉，微微瘸著左腿的徐保山老書記就這麼悄無聲息的出現在他們身邊。
徐保山不解風情的掃視了這四個年輕人一眼，將那張蒼老的臉板成一塊黑乎乎的鐵板，沉聲著說道：“伢子們要上工了，女伢子也早點回去，下午該去割草的就去割草，該上班的就回去上班。”
趙瑛和徐小莉像是被人抓住了短尾巴的小兔子，一溜煙的跑出去，邊跑邊笑，就像小時候偷瓜未遂那樣，又將楊少宗和趙大軍丟給看守著社會主義西瓜地的大隊書記。
楊少宗不免有點遺憾，在這物資匱乏年代的些許浪漫的午後時光就被徐保山這個老爺子一腳踹飛了呢，他也和趙大軍一起重新提起精神上工。
在徐保山的主持下，公社的工分根據髒累遠近和技術難易等原因分成了六個檔次，挖大地就是第一檔，比技術檔還要高，每天十個小時能掙30個工分。
30個工分可不簡單，當然不能讓這幫小伢子們偷懶蹭社會主義的大鍋飯。
徐保山自己在大堤上巡邏，一個個的盯著，他的眼睛精的很，誰不賣力氣，誰在偷懶耍滑，他能一眼都抓出來。
雖然有一條瘸腿，他也跟著年輕人們一起幹，就在這片大堤上，至少還有六個大隊書記和隊長帶頭幹著最苦的活，挑擔、抬土、推土、挖淤……個個都不挑活的帶著隊員們竭盡全力。
這就是這樣的年代。
挖大田的時候，楊少宗也在思索著，他在尋找能為旗山公社帶來希望的道路，這麼挖下去肯定不是辦法。
地委願意給旗山公社一段時間，縣委卻不是這樣想的，將撤社建鄉當作主要政績的淮西縣委早已將旗山公社視作自己臉上的毒瘤，恨不得在一夜之間就將旗山公社化歸過去的曆史。
如果旗山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發揮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增加30%不成問題，也肯定能按計劃完成公糧上繳任務。
如果能讓旗山地區的糧食增產30%，也就是2200萬斤，僅此就足以讓縣委下定決心將旗山公社拿下去。
楊少宗並不是這樣想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究竟好不好？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其實隻要看穿一個本質性的問題就會發現所有爭論都沒有任何意義……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國家，支配權和交易權集中在地方政府，而個人隻能承包一定期限內的經營權和使用權。
恰恰因為你承包了經營權，你就要交一個管理費，而這個管理費的決定權在地方政府手裏，而這就是中國農民從92年開始走入悲劇的罪惡根源。
等到2001年的那一封信送到了中央朱總理的手中，農業稅被免除了，地方政府隻好繼續換一個花樣養著大大小小的官員，於是，另一個悲劇誕生了——賣土地。
當你“分配”到的土地被征用，你得到的隻是一份補償款，對你未到期的經營權給予補償，這個經營權是政府給你的，補償標準當然也得由政府來製定。
如果你有所有權，你至少可以自行決定賣價，可惜你沒有，不是你現在沒有，而是你從來就未曾擁有過！
你以為解散公社之後就能分到10畝地，其實你什麼都沒有得到。
公社很窮，窮的叮當響，可當你病了，公社要幫你治病，如果你和楊少宗一樣是個孤兒，公社得想辦法將你拉扯大，等你長大了，公社得給你安排一份工作，當你老了，公社還得給你留一份口糧。
公社窮，大家一起窮，公社富，大家一起富。
如果公社解散之後成了鄉政府，你又從鄉政府那裏承包了10畝地的“經營權”，從此獨立營算，自負盈虧，想種什麼就種什麼，想種多少就種多少……同樣的，生老病死也隻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負擔不起，那還是你自己的事。
就算鄉政府賣了一萬畝地，賺了一千個億，你沒錢看病依然是你自己的事。
更重要的一點是你得交稅，至於交多少，那也是地方政府說了算，240個稅款加在你頭上不嫌多，其中至少有180條能在中央的紅頭文件裏找到根據。
**說“人民公社好！！！”
現在，你明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