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總理沉默了一段時間才說道：“其實我們目前主要也就是在討論深州模式和旗州模式的差別xìng，中央當然是想推行旗州模式，但地方政府相對來說都比較害怕你們的模式，因為你們旗州的經濟從一開始就不靠房地產解決問題。你們的利稅水平在全國範圍都是最好的，集體資產的規模是最大的，人均能做到幾十萬的資產額，旗州的人均收入能做到7萬多，這個絕對不是其他城市能夠比的。所以，包括社科院在內的一些研究機構總體上的認識是比較統一的，還是要先發展，達到旗州的水平再來談旗州模式，深州模式是一個比較低端的水平，你們是一個高端水平，問題就在於這個高端模式在全國推廣不了。”
楊少宗就和容總理爭辯道：“旗州模式不是說非要推行住房補貼等等政策，它的關鍵點在於必須要提前調控房價，將房地產的利潤率削弱，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向國內的科技和工業領域。我們不能說土地競拍價格高了，房地產的利潤就會削弱，不可能，香港、東京的地皮價格都是天價，它們的房地產利潤仍然不低。香港排出一百個億萬大亨，裏麵有五十個是搞房地產的，這就很不健康，香港的土地麵積還是比較大的，發展空間也不低，恰恰因為所有的資本都向房地產流動，這就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說香港的經濟是一點都不健康。如果我們二十年後回頭一看，二十年後的中國不過是一個更大的香港，全國隻有兩個領域做的非常高，一個是房地產，另一個是金融業，那就真的很有問題了，如果屆時爆發一場全球xìng的金融危機，我們中國的gd就得降低50%。十年的發展成績全部毀於一旦，為什麼會這樣，毫無疑問是我們的資本全部流向了兩個暴利領域，沒有紮紮實實的將整個國家的工業體係構建起來，我們隻是搞了幾千個代工廠，生產塑膠鞋和羽絨服，我們的高鐵、客機、高精áng、lng、芯片全部是從國外買的，我們全國的操作係統是微軟的，芯片是英特爾的，手機是愛立信的，áng是三菱的，壓縮機是三洋的，汽車發動機是本田的，核電站設備是西屋和東芝的，高鐵是新幹線的、阿爾斯通的，變壓器是bb的，低壓開關櫃是西門子的，服務器是ibm的，信息設備是思科的，通信設備是貝爾的，甚至連我們滿大街跑的汽車都是合資企業的，掛著別人的牌子，用的是別人的車型，我們連一輛轎車的自主研發都做不到，我們的牙膏香皂都是外國品牌，我覺得這樣的中國是一個悲劇，哪怕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甚至是第一大，那又有什麼意義？”
這一刻，容總理沉默不語，他實際上是主推深州模式的幕後力量，沒有他的支持，大家不會統一的無視楊少宗的那些提議。
這天晚上，容總理本意是想安撫一下自己的老部下，說說自己的苦衷，他不是不欣賞旗州模式，不是不欣賞楊少宗這些年在旗州搞出的這些特殊情況，而是他確實做不到。
幾千個地方政府嗷嗷待哺，中央的這點稅收盈餘根本支持不住。
可在這個晚上，他被楊少宗說的很痛苦，他實際上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選擇是對長期發展無益的，他隻是沒有想清楚具體的不利影響在哪裏。
楊少宗則很幹脆的告訴了容總理，以一個資本家最犀利的目光看出了問題最為關鍵的部分——資本的流動xìng問題。
見容總理猶豫著，楊少宗繼續勸說道：“總理，我也搞了這些年的國企改革，您應該是很清楚的，如果說國內有誰是最了解國營企業體製的，我覺得最深入的人應該是我吧。我則要說，指望國營企業去搞這些高科技和高資本的工業核心投入很艱難。我現在拿出六十億豪賭高鐵，那是很有把握的，我從94年開始布局，今年才正式提出來，在此之前，我們已經通過神州工業集團籌備了一個完整的研究中心和產業鏈，很多基礎研究和技術引進也持續了兩年。我實際拿出了二十個億，其餘都是靠資本市場去解決問題，隻要融資到位，我要拿出三個億專門獎勵整個科研團隊，主要負責人都是我們國家工程院的機車領域院士，我和他們從95年敲定了一份合同，隻要搞出來可以實際運營的高鐵，每個人單獨獎勵一千萬，另外跟著團隊再進行獎勵。我們現在預計5年內，2000年左右就能有自己的高鐵實驗車型，2004年之前，我們希望做成熟，至少能保證230公裏每小時的穩定時速。問題是我們不止這一個項目，地產業不受任何限製的高速增長下去，本身就是一輛不受限製的高鐵，它跑了起來，其他的工業項目怎麼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
容總理此時隻能是默默點頭，他已經確信楊少宗的說法比其他所有專家都要重要，因為楊少宗考慮的更遠。
他稍加思量，轉而和楊少宗道：“高鐵這個項目，中央這邊已經討論了很多次，鐵道路也在談，關鍵問題不是我們想不想搞，而是資金從哪裏來。我們討論了兩年，能夠拿出來的資金也就是幾個億，還不如你們在市場上籌集的零頭多。如果你們願意搞，那很好，我鼎力支持。你就是要搞大飛機，我也支持，你們自己籌集資金，上馬這些對國家有百年大利的好項目，我為什麼不支持？至於中國房地產業究竟要如何發展，這個事情暫時擱置一下，國務院這邊委托你們旗州經濟研究院和中旗投行的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做一個課題，做一個長期的分析，數據要精確，算的要紮實點，我們重新看看，重新討論，不急於求成。”
楊少宗大喜，道：“好，我等下就給茅院長打電話，讓他帶隊親自重新做一個整體研究，實際上，我們一直有很多數據，包括對全球地產行業都有係統的分析，隻是沒有針對全國單獨做這個長期預估xìng的分析。”
容總理道：“所以，這個事情還是要交給你們來做。另外呢，我今天請你到我家裏吃飯，也是想單獨就你以前提出的中國政府投資控股公司的想法再做一個探討！”
楊少宗倒是沒有想到容總理還會提起這個事情，這基本還是93年的事情，他當時在國企改革小組擔任組長的時候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的意思是很堅決的，那就是中國國企改革必須效仿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如果非要搞出一個中國特sè的國企改革，最終隻會走出一條不倫不類的國家壟斷主義之路。
在這一點上，他和國內主流的經濟學家基本是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見，別人還是覺得中國可以搞一個特sè改革，中國是泱泱大國嘛，必然要有自己的模式和道路。
他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從資源的自然利用率而言，自由的市場經濟是最好的，其次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主義和壟斷主義則是最後的選擇，也是最差的效果。
那個時候，他在理論的水平聲望上都不足以和茅於時、李兆棠平起平坐，他提出的意見很容易就被大家忽視為小道之言。
現在不一樣了，隨著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不斷高攀，隨著他成為亞洲首富，他的意見……隻要不是被中央政府有關領導故意無視掉，基本都會對國內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他在中國經濟界的地位……你現在是不可能忽視的。
中國政府投資控股公司這個事情，楊少宗在93年的時候曾經談了很長一段時間，可惜報國無門，他也隻能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