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定還記得，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好萊塢，中國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曾獲“奧斯卡”大獎提名。《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外景地，就是當年執山西金融與商業之牛耳的祁縣喬家大院。使喬家大院出名的不是這部電影，使喬家聲名遠播的，也不是因其中了狀元，出了閣老，而是出了擁有近代商業連鎖店的“複盛公”，具有現代金融機構特征的票號錢莊，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旅蒙商”。這就是曾經在19世紀的地球上輝煌過的晉商。
在濃鬱的勤儉儲蓄風尚中，山西人曆來巧於經商，精於計算。這種風尚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特別是票莊票號的產生。在明清長達二三百年的時間裏，山西人幾乎完全掌握了中國金融業的命脈。19世紀70年代，一位歐洲旅行家到中國進行了7次實地考察，幾乎對中國每一個省的人都進行了詳實的記錄：“中國的猶太人”，是這位歐洲旅行家對山西人經商氣質的評價。
他認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業和大企業精神，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金融機關——山西票號，掌握並支配著全國的金融市場，可以說計算和智能勞動是該省唯一輸出的產品”。“在所有的中國人中，對中國特有的尺度、數、度量觀念以及基於這種觀念的金融傾象最發達的要屬山西人。”（沙蓮香主編：《中國國民性》）當年山西商人的崛起，與康熙三四十年開放海禁，以及嘉慶之後“移民實邊”的一次封建社會崩潰前的開放和開發大環境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山西票號和商人的足跡遍布長城內外和大江南北，就連發達的“吳越諸郡，察其市肆貿迂，多是晉省之人”。
這些200多年前的銀行家和“國際倒爺”，在伏爾加河下遊建立的華人街遠比美洲的唐人街更為久遠，許多中國貨從這裏進入中歐和西歐，他們騎著馬、拉著駱駝，推著蒙古人的“勒勒車”，跨過戈壁沙漠和草原，走向歐洲的這條商路，就是後來被稱為第一座亞歐大陸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
今天的國際“倒爺”們也正是在這條商路上穿梭往來，充實自己腰包的，不過，他們的交通工具變成了特別快車，曆史已經過去了200年。
經商之風最盛當為宣統年間。據文字記載，山西各縣從事商業人口達到1／4強，足見“晉商”已經成為一個曆史事件或文化現象，而非偶然曆史個案。
無商不富，這是中國的真理。山西的許多巨富、豪富都是經商起家的。山西商人究竟有多富，我們無從得之。然而，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清朝國庫空虛，鹹豐皇帝在收到山西票號商人的大量捐款和借款之後才度過了危機。皇帝向財主借款，這種稀罕事也說明了山西富商的經濟實力。這些巨富幾乎都集中在商業較為發達的太穀、祁縣、介休和平遙等縣。且看以下有案可查的驚人數字。清末光緒年間，介休侯氏的個人資產高達800萬兩白銀，可以說是山西商人的首富；太穀曹家財產有六七百萬兩，祁縣喬家、渠家也都在三五百萬兩之上。（徐珂：《清稗類鈔》）如果我們進行一下比較，僅這幾戶晉商的個人財產相加，便可相當於鴉片戰爭後中國向英國交付的全部賠款。
太穀，是中國明清時代的金融中心。由於商業與金融業的繁榮，財源滾滾，使這個小小的縣城風貌一改曆史上的沉寂而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我們無法描繪當時的情景，但直到本世紀20、30年代，人們仍然看到太穀的居民所具有的大都市風範。他們的形象都極為端正，特別是那些女子，高貴而優雅，儀態十分迷人。居民的服飾華麗而不俗。在隱約之中，人們盡可以看到這裏昔日的輝煌。（《山西曆史緝覽》）經商帶來的巨大財富導致了生活方式及民俗的某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為質樸、勤儉、呆板的民風加入了一些新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