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的15年中，又有近百萬件故宮文物，也加入到這次國寶“長征”中來。曆盡坎坷，由北京經上海、南京輾轉運抵四川、貴州行程數萬公裏。抗戰結束後，所有文物陸續運回南京。
南遷文物隔岸相望
從1948年11月開始，國民政府就開始將藏於故宮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的文物運往台灣。這些藏品大多是清宮收藏的精華，有曆代名畫、名家書法，精美的宋瓷，還有清宮全部藏書，占了故宮國寶的1/6，後來館藏在了台北故宮博物院，其餘的留在了南京。
新中國成立後，留在南京的這批文物開始返北，後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物北返工作暫時擱置，以至於至今仍有2000多箱瓷器留在南京博物院。20多年來，故宮從未放棄過與南京方麵交涉這些文物返北。
8.王世襄追討抗戰被劫國寶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在陪都重慶成立，時任教育部次長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員，著名學者馬衡、梁思成、李濟任副主任委員。
在恩師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加入了“清損會”。由於他英文較好，《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中英文對照的校對工作便由他負責。
抗戰勝利之初，教育部任命原故宮文獻館館長兼北大教授沈兼士為特派員和“清損會”平津區代表。1945年9月，教育部又宣布唐蘭和傅振倫為平津區副代表，王世襄為助理代表。10月27日，時年30歲的王世襄搭乘美軍的便機飛赴北京，成為肩負重任的“接收大員”，由此開始了代表政府追討抗戰時期被劫盜文物的工作。
他先在《華北日報》上刊登通告，向社會各界明確了登記損失文物的地點和申請追尋的截止時間，同時他還宴請北平城內知名的古玩商，希望他們對追回文物下落能有所助益。
其中一位古玩商稱，在日偽時期一位商人收購了大量河南出土的青銅器，他叫楊寧史，是位德國人。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來到位於東城幹麵胡同楊寧史經營的禪臣洋行查看情況，恰好此時一位外籍女秘書正在打印一份青銅器目錄。王世襄立即表明身份，女秘書坦言，這份目錄是羅越先生交給她打的。
羅越是輔仁大學的教授，他與楊寧史是相交多年的好友。王世襄找到羅越，坦陳利害關係。羅越最後承認自己隻是編了目錄，器物實為楊寧史所有。尋寶看到了第一縷希望。
11月4日，王世襄與羅越直奔天津找到了楊寧史。楊寧史承認青銅器為己所有，但卻詭稱全部青銅器均被封存在天津的住宅內，此時天津已是94軍的地盤。如果想要接收，請與軍方接洽。王世襄憤憤返回北平，之後又通過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先生，甚至請出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出麵幹涉；自己還兩次親赴天津，國民黨軍方根本不予理睬。他在萬般無奈中，請出了德高望重的朱桂老。
朱桂老即朱啟鈐先生，號桂辛，民國初年曾任交通總長及內務部長，是我國最早的藝術博物館——古物陳列所的創建者之一。
幾天之後，朱桂老電召王世襄：“宋子文今天將來看我，你立即寫一份材料，陳述此事，我將麵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補充說明”。那天，宋子文果然來了，並答應派人前往辦理。
在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幹預下，楊寧史被迫以“呈獻”的名義交出這批文物，但他提出條件，這批文物在故宮要布置專門的陳列室。1946年1月22日，這批文物從北平台基廠外商的運輸公司庫房，運到故宮禦花園絳雪軒清點、交接。當王世襄先生親眼看到這一幕，那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其實，這批文物根本就不在天津，而是楊寧史利用國民黨的軍政矛盾，偽稱存於94軍的住宅內。他想拖延時間，在最短的時間內伺機偷運出國。假如王世襄沒有窮追猛打，沒有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大力幫助，這批珍貴文物將難逃海外流浪的命運。
在楊寧史盜竊文物中的珍品之中，有價值連城的國寶級文物——戰國宴樂漁獵攻戰紋銅壺，此壺極為形象地折射出2000年前的社會生活場景，具有很高史學和審美價值。
郭葆昌是民國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曾為袁世凱燒製洪憲瓷和管理景德鎮窯，於1935年前後逝世。“清損會”副主任委員馬衡先生專門找王世襄談話，囑咐他要留意郭葆昌收藏的瓷器下落，最理想的結果是將這批文物完整地歸國家收藏，千萬不可流失海外。接受馬衡的囑托後，王世襄找到了郭家後人，了解到這批文物仍存放在北平中南銀行的倉庫中，便不停地前往郭宅，動員勸說其家人能夠化私為公。王世襄又找到朱桂老，再請宋子文撥款10萬美元，算是整體“收購”。就這樣，1946年2月20~23日，從郭葆昌的兒子郭昭俊手中購得這批陶瓷珍品，有二三百件。這批文物與明清故宮原有的藏品相比，仍屬珍器，實在難得。